姚洋：改革首先需要约束政府

    【编者按】本文是姚洋教授在11月17日“郎润•格政”论坛《解读三中全会的改革政策》发言稿，未经作者审定。
    自去年十八大召开之后，我们对改革的期望都非常非常高。从这次公布的整个决议来看，很多改革是我们预料之中的，比如说二胎政策，这会影响到大概一千万的家庭。户口制度可能影响一亿到两亿人，这是改变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格局的政策。
    这一公报里有三点超出了预期。第一个是在党内设置改革领导小组。以前的改革是国务院的任务，现在变成党的任务，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第二是设定了时间表。通常我们不设时间表，这一次是明确说到2020年我们要完成所有改革，这等于是政府自己把自己的手脚绑起来了，如果到时候改革没有实现是可以问责的。第三是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如果说我们能把公报里提到的改革都实施，到2020年中国会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市场经济。
    文件说的都是在纸面上，其实公报中没说的也很重要。我简单说一下公报里没说什么。
    目前中国政府的问题有几个。
    第一是审批过度。现在的审批太多，就好比一个老太太提了一篮子鸡蛋，里头有一百个，可能有一个鸡蛋是坏的，（政府）就要求老太太把一百个鸡蛋都拿出来看一遍，费时费工，这样老太太可能就不来这儿卖鸡蛋了，就选择到路边去卖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需要城管来管理这些路边经营的原因。从这个例子反映一个问题：过度的审批对经济的伤害巨大。
    第二是政府特别爱挑选胜者，政府什么都是自己动手。比如说，科技部的资金很多，这个部用这些钱去社会上挑选胜者，去决定这个企业该拿还是那个企业可以拿到资金。现在还好一点，私人企业、外资企业都可以申请。但是这些钱到底用得好不好？没有人追究。
    为什么说政府挑选胜者最后会失败？这其中的问题其实不难解释。在美国过去的二三十年间，我们能记住的是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的创业历程。七八十年代初，美国有很多潜在的比尔·盖茨，也像比尔·盖茨一样在他父亲的车库里做着同样的事情，但99%的人都失败了。不过，这少数的成功和多数的失败却创造了市场的淘汰机制，创造了一个比尔·盖茨。这是符合规律的，因为高科技的成功率就是1%，甚至比1%还低。政府去挑选，再挑也挑不出这1%。
    第三是地方政府的作用是巨大的，这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比如说重复建设、过度投资、环境问题等等，这其实都跟地方政府有关，造成整个经济的“肠梗阻”。
    归根到底，政府主导经济的最大问题就是信息问题。哪怕所有的政府官员都为民作主，也相信绝大多数的官员是好人，但有一个问题，再好的人，再聪明的人也不能掌握13.4亿人想干什么，不可能知道近千万的企业想干什么。
    三十年代的时候发生过有关社会主义的大讨论，结果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失败了。（但如今看，哈耶克的观点却是有道理的。）哈耶克的观点是政府永远没办法解决信息问题，政府不可能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老百姓该生产什么。政府的作用应该分阶段性，比如说古代社会极其简单，劳工分工简单，大家都是农民，政府作为一个独裁者很管用，只需要提供军事、水利、救灾等职能就可以了，其他方面任由老百姓自生自灭。但现代社会不一样，中国已经进入了中上收入国家行列，要建立一个创新式的国家，需要一个开放的体制。让政府去挑选胜者的做法再持续下去，是很难完成社会发展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单纯经济方面设想的改革已经足够了，比如说明确减少审批，凡是企业投资只要不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大型能源交通项目的，一律都让企业自己做。以前发改委的审批是有等级的，三千万元以上的所有投资必须到发改委审批，现在都不用了。减少审批、开放市场，设立负面清单，除了负面清单上列的行业民间资本都可以做。金融领域表现得更加明显，比如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体系开设中小银行。
    那么今后还需要改进什么？这就是全会报告没有说得太清楚的，就是如何约束政府。虽然三中全会决定中有很多要加强人代会的表述，但有没有像其他改革那样细？我仔细看了一下，没有看到。一个创新型社会，一个完备的市场经济是需要一定的政治机制和经济民主来配合的。所谓经济民主，不是说让老百姓都去参与经济管理，不是说让所有的工人都参与企业管理，而是要有一种开放的体制，把资源放到社会中，让社会来配置资源，而不是让政府来配置资源。
    大家可能会说，新加坡模式不是挺好吗？新加坡很成功，建立了一个非常高效廉洁的政府，什么都做得很好，整个新加坡的市场经济也搞的非常好，中国是不是可以复制这样一个体制？我觉得没有这种可能性。
    新加坡多大？新加坡的人口和面积都没有北京的海淀区大，海淀区的人口显然是超过500万，新加坡人口也就500万。如果想用新加坡的模式来做中国，注定是要失败的，造成的结果将是什么？中国的政府将变成一个救火队，不能容忍一点点小的冲突或者社会的不稳定，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个政府永远无限责任，责任过大。中国的领导人的确非常忙，所有地方官员都非常忙，就是因为责任无限大，哪儿出事了必须有作为。当政府的责任无限大的时候，社会的活力也就下降了，政府无处不在地要管理这些事情。
    这一次三中全会注定要像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笔，它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但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解决中国所有问题，这一次全会肯定还会有些问题没有解决，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