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经济改革经验与反思

    我们应该继续深化市场改革来改善价格信号的准确性，这样才能比较好地利用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而利用比较优势的前提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为此我们必须深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如果维持年均7.3%的经济增长，到2020年我国的人均收入可以达到12700美元。也就是说，在本届政府领导下我国应该可以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高收入国家是一个门槛，如果我国也加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全世界高收入国家人口可以翻一番，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中国改革开放33年，用西方理论认为是错误的道路，却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在西方适用的理论，不见得适用于我们。重要的不是说我们的理论能不能被接受，而是这个理论能不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帮助我们改造世界。我们必须将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这样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够真正为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作贡献，才能够避免好心干错事。
    我希望从中国经济改革经验的探讨中反思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大家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切身感受到它的成就。从1979年到2012年，连续33年的时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达到9.8% ，这样的高速发展态势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并且，这是发生在经济转型期，在一个底子薄、人口众多、制度不完善的状况之下，这无疑是个奇迹。这样的成绩，事先谁都没有想到。
    下面，我从中国改革开放33年所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来进行一些反思。
    新理论通常来自于对现象背后原因的分析，这个现象会是新的现象，这个现象也可以是过去的现象，但过去的理论解释不了，才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进行解释。中国改革开放33年，用西方理论认为是错误的道路，却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为什么有这样的成绩？还出现了哪些问题？我想分析回答五个相关的问题，反思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科发展道路。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取得这么高速的增长？背后到底是什么在支撑？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1979 年之前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即使是付出几代人的努力。追求中国的现代化，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从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就一直在苦苦追求国家现代化。
    第三个问题，中国发展这么快是因为转型带来的好处，但为什么其他转型国家，并没有出现像中国这样有代表性的案例？
    第四个问题，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反对渐进双轨制改革的事情，为什么会出现？怎么理解？
    最后一个问题，理论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也帮助我们改造世界。如何寻找未来发展的方向？怎么样实现未来的发展？
    中国经济改革为什么成功
    中国当时选择的道路，在改革开放初期被认为是一条不正确的道路。改革开放初期，国际学术界新自由主义盛行，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不好是由于政府干预造成太多的扭曲，比如国有化、价格非市场化等。
    中国从1979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并没有遵从华盛顿共识，完全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道路，而是政府只担负平衡预算，维持社会经济稳定。中国推行的是一种渐进式、双轨制的改革开放，对没有效率的大型国有企业既没有私有化，而且还继续给予保护。但对于一些新的产业布局放开准入，按照市场的原则运行。
    当时经济学界有一个基本共识：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所以，计划经济国家或者是政府干预过多的国家，为了改革，必须像华盛顿共识所讲的要按照市场经济去运行的基本制度安排，并且是一次性到位。
    中国推行双轨制改革被时下证明是最糟的方式，也有现实论点。比如说，如果要实行渐进的双轨制度安排，一定会造成寻租，造成收入分配腐败。确实，中国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那些反对双轨制改革的人所谈的问题都存在。
    但关键是现在看来，那些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我们存在的问题他们也普遍存在。但我们有的成绩，这些国家却没有，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实现了33年的稳定和快速发展。那些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在经济上推行休克疗法以后，经济出现停滞，甚至崩溃。
    针对中国这三十多年经济快速发展，国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有太多的农业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业部门，可以带动经济快速发展。关键的问题是，其他国家包括中亚或者非洲的很多国家，这些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口也是农业人口，也有很多剩余劳动力，他们在上世纪80 年代、90 年代开始改革转型中，按照华盛顿共识那样全面推行市场化改革，但并没有取得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成就。
    所以，我们自己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总结。理论的目的是什么？理论不是一个逻辑的东西，理论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帮助我们改造世界的，让我们清醒地认识所观察到的现象本质，它为什么有那么多问题以及怎样来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本质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出现快速发展，我主张用亚当·斯密的方法来研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已经用标题把方法论全部写上去了。他的标题是“对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研究”。想了解中国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能够快速发展，就应该知道这个快速增长的本质是什么？我认为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为什么能不断的提高？它的机制又是什么，决定因素又是什么呢？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技术的创新让现有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产业升级让现有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到附加值比较高的新产业中去，这是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一个必要的、根本的因素。
    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经济要持续增长，必须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但是，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他们一直处于全世界收入水平最高的一个群体，其劳动生产率水平在全世界最高就代表他们的技术水平、产业水平处于全世界的前列。因此，要技术创新也就必须自己发明，产业升级也必须自己发明新的产业。总之，对发达国家来讲创新就是发明。
    众所周知，任何发明和发现需要大量的资本，而且成功的概率非常小。发达国家从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中叶到现在的年均收入增长率达到两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提高水平大约是两个百分点。加上人口增长不到一个百分点，可以说，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一百多年的时间，发达国家的发展绩效相当稳定，平均起来每年3%的增长。
    而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同样需要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跟发达国家相比处于较低水平，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现在拥有的技术比发达国家低，产业附加值比发达国家的低。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有两种来源，一是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业；二是用模仿的方式引进现有的技术和产业。只要引进的技术比现在的技术好，就是创新，只要引进的产业，即便是已经成熟的产业，只要它的附加价值比现有的本国产业附加价值高，那么就是产业升级。
    那到底是自己发明技术、产业好，还是采取引进方式好？从经济角度分析，这是成本和效益的关系。一种方式是自己发明创造，不仅成本高，风险也很大。另外一种方式是引进技术，成本低廉。因为很多技术已经过了专利期限，可以不用付钱直接使用。而且，这些产业和技术都已经证明是成熟的、有效的、市场有需求的。发展中国家如果用后一种方式，其经济增长率应该比发达国家高。这个可能性在经济学上叫做后来者优势，或者叫做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在1979年后显现，主要是因为发展道路的选择
    根据统计资料，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有十三个经济体懂得用这种后发优势来加速本国经济的增长，取得的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达到7%或者是更高。后发优势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比发达国家高一倍甚至是两倍，而且持续25年或者更长时间。
    中国是从1979年以后成为这十三个经济体当中一个。回答中国为什么能够取得经济高速发展原因，道理很简单，就是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但是，我们这种后发优势早已存在一个世纪或者是更长时间，为什么一直到1979年以后，我们才开始从后发优势当中获取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呢？
    我想，主要原因和我们发展的道路有关。1949年之前，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社会不稳定，经济发展也不稳定。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1949年—1952年战后的恢复，开始接触现代化建设。当时有稳定的环境，但是为什么1952年到1979年经济增长的绩效很差，人民的生活水平没得到明显改善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确定的发展目标，在1952年、1953年提出追求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也就是说，在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劳动生产率要超过英国，十五年以后我们劳动生产率要赶上美国。劳动生产率要赶上英国和美国，就必须拥有当时英美所拥有的产业。当时美英拥有的产业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产业，还有专利保护。况且，那些产业都是他们国家现代化的根基，有很多跟他们国防安全有关的资本密集的大型重工业，在那种条件下根本不会给你。要发展，就必须靠自己发明，但自己发明不仅成本很高，还放弃了后发优势。更重要的是，这些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当时我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社会，资金资本非常短缺。
    因此，当时发达国家主导的占有优势的产业，并不符合我们国家实情，不具备比较优势。资本密集的产业最重要的成本是资金的成本，鉴于我们资金短缺，资金成本价格高，使得整个成本要比发达国家高，在开放的市场中没有竞争力。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必须用政府的保护和补贴才能生存下来。但是保护和补贴带来的必然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过度扭曲，有了干预和扭曲以后，就丧失了比较优势，且扭曲会造成各种恶果，造成产业和经济发展效率非常低。因此，这使我们跟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越来越大。1979年改革开放后，我们开始发展那些劳动生产密集的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带来的最终结果是，这些产业发展非常快，带来了后发优势的33年时间。
    没有陷入上世纪80、90年代“迷失的2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追求推行政府高度干预、高度扭曲的所谓计划经济模式。因此，经济绩效跟我国一样都非常差。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基本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战略都是在政府指导下，集中精力，优先发展现代化的大型的资本密集型的先进产业。其结果是国家经济绩效很差，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因此，在1979年、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时，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行改革开放，
    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拉丁美洲、南亚、非洲。但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跟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并没有像中国那样取得持续的、稳定的快速增长，实际上他们出现了经济的崩溃和停滞。
    有一位现在在纽约大学教书的发展经济学家，很仔细地比较了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经济发展绩效，以及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推行改革开放这段的发展绩效。他发现，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普遍低于上世纪60年代，不仅经济增长率低，而且危机发生的频率更多。因此，他把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称为“迷失的20年”。
    为什么同样是改革开放，同样是解决政府的干预扭曲造成的问题，中国是稳定快速发展，其他国家出现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而且危机不断？其中的道理就是大部分或者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是按照当时整个主流经济学界所讲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是因为政府的干预太多，有太多扭曲、太多国有化，所以推行的就是华盛顿共识所讲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很多政府干预下的扭曲，原因是为了保护一大批在政府的主导之下，为了国家的现代化建立起来的一大批资本很密集、技术很先进的产业，但是往往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需要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去验证、支撑。如果把保护和扭曲的补贴取消后会出现什么问题？当时这些产业雇佣了大量的劳动力，如果破产的话，大量人员马上面临失业，而且这些失业人员都集中在城市，那必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没有稳定的社会、稳定的政治，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
    中国双轨制是用实事求是方式解决问题
    很多国家推行的华盛顿共识，将大型的产业私有化，国有变成了私营。我前面谈到，如果政府对此不保护、补贴，它必然造反。在发展中国家，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社会精英都认为，那些大型的现代化产业是他们国家现代化的根基，不能亡。因此，私有化以后，继续进行保护、补贴。最终形成私有化过程中政府补贴，会比国有时所要的保护补贴更多。
    像俄罗斯是世界上军事强国，八大工业垄断集团技术很先进，其航空航天业完全可以跟美国竞争。但是俄罗斯是14000美元人均收入的国家，美国是50000美元人均收入国家，美国的资本比俄罗斯多很多。八大垄断集团今天所拿的补贴，远比前苏联的时候多。
    不被西方看好的中国双轨制，为什么带来了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增长呢？因为中国的双轨制是用实事求是的方式解决问题。当时大型国有企业，如果不继续给予保护和补贴，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制都会垮掉。但在双轨制下，可以继续得到保留。既然私有化给的保护补贴会更多，更不好，那就继续保留国有，由此维持了我们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成果。
    另外，在转型之前，我们有不少比较优势，如，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军工业。转型期间，我们又鼓励发展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乡村企业。不仅固化比较优势，也鼓励新的优势，保证了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
    当然，这样快速发展确实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就像当初反对双轨制改革的人提出的腐败现象、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原因是既然双轨制还保留不少保护供需利益，那这个保护就会被扭曲，必然带来的一些收入分配上的问题。如，为了保护大型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就必须给它提供低价格的资金。在改革开放之前是财政拨款，根本不用还款。改革开放之后，拨款转为贷款，保留了大型银行，以及能够给大型企业提供资金的股票市场，相关安排解决了资本密集型的大企业获得廉价资金供给的需要。
    双轨制下的扭曲已到消除时候
    可是这种方式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它要保护要补贴，谁补贴他？这些小农户、一般家庭，这些小型的、中型的、微型的制造业的企业，是他们把钱放在金融体系里面，金融体系用他们的钱来补贴大企业的发展和生存。这样的一个金融安排，就变成了把我们周围比较低的群体，用高度集中的金融方式来提供给有比较优势产业补贴。之初大企业是国有的，但是经过这30年来的高速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们是个金融短缺的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前，为了保护我们当时的重工业，资源的传统价格上不去，为了补偿开矿企业的利益，采矿基本上不用交税。改革开放后的1993 年后项目价格开始跟国际接轨，但资源、开矿方面的税基本上等于白送。为了取得开矿权，投资2000 万、 3000 万，但实际上一个矿可能值几十亿、上百亿。因此，这种机制就把大部分资产转移给这些开矿企业的老板。另外，很多的服务行业，比如通讯、交通、金融是维持国家安全稳定的垄断企业，就导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确实是保留双轨制扭曲所导致的后果。
    所谓的寻租，用政治学的语言叫贿赂、贪污、腐败。这就是我们双轨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让经济发展得更好？我想道理很清楚，如果我们要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要解决贪污腐败的问题，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扬汤止沸，一种是釜底抽薪。两者相比，更重要的是要釜底抽薪，把这种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发生关系的基础消除。
    双轨制下存在的问题应该改，如果不改，就不能够消除社会不稳定根源。我个人认为，这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可以的。
    在上世纪80 年代、90 年代开始改革开放时，我国是世界上贫穷国家，连非洲国家的1/3 都不到。当时对大型国有企业补贴是一种雪中送炭，但是经过33 年的发展，2012 年我国人均收入达到6100美元，属中等偏上的国家，而且资本已经不像上世纪80 年代、90 年代那样短缺，很多过去比较落后的产业已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具有比较优势。如果继续给它政策补贴，已经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因此，在现有社会条件下，不仅应该改革，而且是可以改革。
    现在就是要消除双轨制改革遗留下来的保护补贴，如果消除不掉，就无法用釜底抽薪的方式，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越来愈大以及腐败现象越来越多的问题。
    从2008年开始，未来20年我国经济平均每年有8%增长潜力
    如果能消除收入分配和贪污腐败问题，那么剩余的问题是中国经济还能维持多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国内外有人认为，中国已经持续了33 年的高速增长，不可能再高增长。其他国家高速增长期最长也是25 年，中国已经33 年，中国的工业化已历经了很长时间。
    我个人的看法是，要看清楚快速经济增长背后的本质和决定因素是什么？经济快速增长的本质是后发优势，我国在技术、产业升级方面成本较低、风险较小，因此未来的发展到底还有多大的潜力，不是说我们过去有了33年高速增长，就必然放慢脚步，而是应该问我们现在的后发优势还有多少？我们还能不能利用后发优势？怎样来发展后发优势？
    一个很好的衡量水平是我们人均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比较，因为人均收入水平实际上是这个国家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一个指标。
    2008 年，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按购买力评价计算，是美国的21% ，这相当于日本1951年时和美国的比较水平，也是21% ；新加坡在1967年的人均收入也是美国的21%；我国台湾地区在1975年的时候人均收入也是美国的21%；韩国在1977年的时候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日本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长，新加坡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8.6%的增长，我国台湾地区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8.3%的增长，韩国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7.6%的增长。
    日本、新加坡、我国台湾地区、韩国，这是我所讲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3个懂得利用后发优势来提升经济增长几个经济体，它们的发展轨迹、道路、模式和我们改革开放一样，或者说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轨迹、道路和他们是一样的。如果说这样的后发优势潜力让它们实现了20年从7.6%到9.2%的增长，就意味着后发优势也应该让我们经济拥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
    当然这只是一个潜力，要发挥潜力，前提是什么？应该有比较准确的价格信号，因此我们应该继续深化市场改革来改善我们价格信号的准确性，我们就能够比较好地利用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利用比较优势的前提是什么？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经济。我们必须深化我们的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如此，我们就能够比较好地利用后发优势给我们带来的潜力。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国家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十八大提出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而且还要继续发挥政府应有的作用。照此下去，我想十八大提出的目标，到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国内生产总值十年翻一番，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7.2% ，2011年增速为9.3%，2012 年增速为7.8% ，因此从2013年到2020年，如果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水平上翻一番，我们应该有的增长速度是6.8% 。但还有一个目标是城乡居民收入也翻一番，现在人口增长速度是0.5%—0.49%，从2013年到2020年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应达到7.3%。只要我们改革到位，政府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如果能够实现这个目标，2010年我们的人均收入是4400 美元，翻一番是8800 美元，如果我们维持7.3%的经济增长，这意味着我们生产效率提高得非常高，我们应该会有真实的货币升值。很可能到2020 年，加上升值，我们的人均收入应该可以达到12700美元。
    按照现在世界的统计标准，如果人均收入达到12700美元，则属高收入的国家，我想这不是在2020 年达到，就在2021 年，最慢2022 年会达到。届时，中国会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个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高收入的经济体。由此，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出了扎实的一步，也对疲软中的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复苏做出贡献。
    也就是说，在本届政府领导下我们应该可以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当然跟发达国家比，跟美国比也不过是其1/4 ，我们还可以继续努力。高收入国家是一个门槛，目前全世界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大约只占全世界人口11%。如果我们也加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全世界高收入国家人口可以翻一番，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学家都没有预期到。就像邓小平那样伟大的政治家，他在改革开放初期首定的目标也就是人均收入和国民经济20年翻两番，再增加四倍，平均年增长7.2%。而我们现在是年均增长9.8%，并且不是20年，是33年。
    西方不存在真经
    要成为现代化的国家，你必须拥有现代化国家发展所需的产业。中国有竞争力的产业在一步一步地升级，这样的战略带来了经济长期、稳定、快速的增长。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政府一直发挥积极的作用，政府的团队也在升级。
    中国赶上发达国家，是鸦片战争以来几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梦，我是第六代知识分子，自然也期望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由于我们的落后从根本上说是经济落后，所以我们总是希望在经济学上能取得真经，把那本真经取回来，
    按照西方经济学所讲的这些道理，让我们的国家进入现代化。我想这种思想模式在几代知识分子当中都存在，包括在我最近几年前的时候也存在，所以我才会到美国去读书。但是反思一下，这套经是不是存在？我前面分析，现在西方都靠理论来说明我们存在的问题，可以把我们存在的问题分析得很清楚，比如我们的贪污现象、寻租现象等。西方的理论还讲产权，如果产权界定不清，那么就会影响这些参与者的情绪，而且会丢了道德工具，这样社会就会有损失，等等。
    我们自己分析也确实是这样，产权界定不清的时候，确实存在信用和道德风险问题，这些问题西方理论讲得很清楚。但问题是，这些他们好像讲得很清楚的理论，据此拿来做的话，在实际中却很难达成共性。
    当然，在转型特别是维持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中，我们确实存在问题。这几年我强调的是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在20世纪才出现，那么发展经济学依托的是什么呢？我在我的《新结构经济学》一书中有反思，叫结构型经济。
    因此，要成为现代化的国家，你必须拥有现代化国家发展中所需的产业。中国有竞争力的产业在一步一步地升级，这样的战略带来了经济长期、稳定、快速的增长。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政府一直发挥积极的作用，政府的团队也在升级。
    可以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除了中国，在18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按照西方理论来制定政策，没有看到一个成功的例子。
    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
    我觉得，我们所推崇的应该是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这180 多个发展中国家，都希望自己的国家现代化，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得到尊重。但是，这里有一个共同的误区，这个误区就是：有一本真经在那个地方，你回去以后虔诚地念，虔诚地读，你就会实现现代化。实际上没有，相关理论可以说各领风骚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就会被别人所扬弃。
    另外，即使这个理论在西方有效，在发展中国家是不是必然就有效？我们知道，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所以，在西方是适用的理论，不见得适用于我们。因此，我们在学习西方理论的时候，不能够简单地全部照搬。我们必须将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这样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够真正为国家的现代化作贡献，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够避免好心干错事。
    如果我们能够秉承这样的研究态度，对存在的问题，去了解它的历史根源，了解它存在的状况，了解它问题的本质，我相信就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而这样的办法所形成的思想理论和西方理论很多理论可能都不一样。重要的不是说我们的理论能不能被接受，而是这个理论能不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帮助我们改造世界，帮助我们作为中国的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贡献我们国家的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事业，那才是重要的。
    而且我相信，如果我们真这样做的话，我们对目前85%还生活于发展中世界的人民也会有着更积极的贡献，因为理论的适用性决定条件的相似性。我想，我们可以实现中国知识分子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克服他们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使其实现像中国这样的快速增长。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本文根据作者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五十四）演讲编辑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