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测量及理论思考

    内容提要：文章简要归纳国内外社会融合理论和测量指标，检讨并重构个体层次的社会融合测量指标体系，讨论当前研究中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总是处在从适应到区隔融合、再到融合这三个阶段中的某一点上，在构建测量指标体系时所用的概念与变量应有较高的效度和简约性，且要与理论相对应。社会融合包括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这五个维度。关于我国迁移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最终方向问题、扩展以社会融合为中心的因果链等应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面，今后的研究应该注意主流社会的定义、社会融合结果导致的社会流动方向的判断标准、分析单位等，并加强长期的跟踪研究，以便及时掌握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现状及其发展轨迹。
    关键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测量/效度
    作者简介：周皓，人口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871 
    “社会融合”是一个动态的、渐进式的、多维度的、互动的概念(杨菊华，2009)，是“一个综合而有挑战性的概念，而不仅仅具有一个维度或意义”(张文宏、雷开春，2008)。正因如此，从称谓、概念界定到操作化定义等均未能取得统一，从而导致目前国内对于流动人口(包括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可比性。只有构建一个统一的、一致的、与理论相对应的有效的测量维度和测量指标体系(包括调查问卷的设计及后续的分析等)，才能使当前的各研究具有可比性(可以反映地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异同)，也才能使历时的研究具有可比性(以反映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社会融合在各时间点上的异同及其发展轨迹)，以体现这一概念的动态变化过程。尽管杨菊华(2009，2010)已经构建了社会融合的测量维度及指标体系，但其中仍然存在可以商榷的地方。为此，本文将概述已有研究，构建社会融合的理论框架，并提出当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中的几点理论思考。
    本文认为，社会融合是迁入人口在迁入地逐步接受与适应迁入地的社会文化，并以此构建良性的互动交往，最终形成相互认可，相互“渗透、交融、互惠、互补”。
    1研究述评
    1.1国外相关理论
    许多研究在归纳总结“社会融合”理论渊源时认为，在众多流派中，“融合论”(Assimilation)(也称“同化论”)、“多元文化论”(Pluralism or Multiculturalism)和“区隔融合论”(Segmented Assimilation)是最为重要的三个理论(张文宏、雷开春，2008；杨菊华，2009)。如果从社会分层与流动的角度来看，主要理论可以概括为两大类：一是传统的社会融合理论；二是非传统的社会融合理论。前者是由Park(1928)和Park & Burgess(1921)等提出，并经Milton Gordon(1964)发展的经典社会融合理论(Canonical Assimilation Theory)。他们认为：移民在迁入地将以“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或“主流社会”(Main Stream of American Society)为目标而融入到迁入地社会中。后者包括：多元文化论(Kallen，1956)、区隔融合论(Hurh and Kim，1984；Portes and Zhou，1993；Zhou，1997a、1997b)、直线融合(Straight-Line Assimilation)(Warner and Srole，1945；Gans，1974；Sandberg，1974)及根据Glazer等修改意见(Glazer and Moynihan，1970；Yancey et al.，1976；Greeley，1977；Conzen et al.，1992)而改进的曲线理论(Gans，1992)、空间(或居住)融合论(Massey，1985；Massey and Denton，1987、1993：Alba et al.，1999)等。之所以这样分类的根本理由是：传统的社会融合理论认为移民将向中产阶级融合；而后者则强调融合的结果可能是多元化的，并不一定是以“中产阶级”为标准。
    1.2国外社会融合的测量维度
    Milton Gordon在研究美国的族群融合问题时，所提出的社会融合是理解与描述个体与族群、不同的代际在融入主流社会过程中的最佳途径(Alba and Nee，1997)。他提出7个层面来综合测量移民的文化适应与社会融合(Social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into the social mainstream)：(1)文化或行为的同化(Acculturation)；事实上，文化同化并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而且还包括情绪表达与个人的价值观。(2)社会结构的相互渗入或融合(Structural assimilation指与本地小圈子之间的交往)；如果结构融合了，那么同化自然就形成了。结构融合是融合进程成熟度的重要指标。(3)族群间通婚(Amalgamation)。(4)族群意识或身份认同的融合(Identification assimilation)。(5)意识中族群偏见的消除(Absence of prejudice)。(6)族群间经济、就业、教育等领域歧视行为的消除(Absence of discrimination)。(7)公共事务的融合(Civic assimilation)(Gordon，1964)。
    但对Gordon融合理论的批评者指出了其中的几个问题：(1)文化融合方面，该理论是相对静止的，具有较强的同质性。(2)结构同化方面，存在着适用层次问题，即适用于个体层次，还是群体层次；因为个体层次融合以后，群体之间的歧视或偏见仍然存在(Alba and Nee，1997)。(3)在结构同化方面，戈登是从两个种族的角度出发，但现在的美国社会却是多种族国家。因此，这种由二元民族现状产生的理论是否仍然适用于多元民族。(4)职业与经济是社会经济融合的主要维度，却未被Gordon所强调。
    John Goldlust and Anthony H. Richmond(1974)在《移民适应的多元模型研究》一文中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可能影响移民与迁入地适应的各种因素。该模型假设移民群体是异质的，其适应过程受移民的各种个人特征和所处环境所影响。同样，迁入地也是异质并不断变化的。移民前后的技术、人口、经济、文化和社会力量的相互影响，使得移民与迁入地之间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多种适应类型和社会模式。由此适应的指标也是多样的，主要分为七大类，涵盖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其中客观层面主要包括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四类，主观层面指社会心理层面，涉及认同、主观内化和满意度三类。具体来说，客观层面主要是指：(1)经济：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收入以及消费；(2)文化：语言的学习，移民和接受地之间文化产品和文化象征性的互换，从饮食习惯的转变到宗教或道德信念的转变；(3)社会：初级关系的形成，以及各类正式组织中的参与度；(4)政治：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获得和有效执行，以及代表移民和民族少数群体特殊利益的组织形成。主观方面主要指自我意识的转变，对接受地态度和价值的接受与内化，对移民后生活的满意程度。作者指出客观和主观的适应程度并非必然一致，其各自影响因素也未必完全相同。同时作者总结了各个可能的影响因素(章宁，2003；王立伟，2008)。
    梁波等(2010)将西方社会融合理论综合为三类：以Gordon为代表的“二维”模型(包括：结构性和文化性)、杨格-塔斯(J. Junger-Tas)等人为代表的“三维”模型(包括结构性融入、社会-文化性融入以及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政治-合法性融入)、恩泽格尔(H. Entzinger)等人为代表的“四维度”模型(包括：社会经济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或拒斥等)。其中，四维度模型请见图1。
    图1梁波等(2010)总结的“四维度”模型
    Figure 1 Liang′s Four-Dimension Model
     
    1.3国内社会融合的理论研究及测量维度
    目前国内社会融合的理论研究主要仍然是参考国外的理论体系，既有参考美国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如：任远、邬民乐，2006；张文宏、雷开春，2008；杨菊华，2009；悦中山等，2009)，也有借鉴欧洲社会学分析框架，特别是从社会融入或隔离(social inclusion／exclusion)的角度来展开的(嘎日达、黄匡时，2009)。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对社会融合的定义等不尽相同。相对来说，国内在理论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
    从已有研究所提出的测量维度来看(见表1)，社会融合确实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同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定义与测量。
    2社会融合测量体系的检讨与重构
    由于“社会融合”针对的是相同概念，因此上述测量维度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如几乎所有研究都包括了经济融合、文化融合、身份认同和心理融合等维度(有些只是维度命名上的差异)。但更需要注意到各研究之间不论是在维度和各维度下的测量指标等方面的差异性。
     
    2.1社会融合指标体系的检讨
    首先，应该考虑各测量维度间的递进关系。尽管我们并不能否认各维度间存在着相互的影响，“进程却未必同步，它们之间会有重叠，亦会出现不同的序次”(杨菊华，2009)，但社会融合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各维度的测量内容、测量结果以及最终的社会融合指数都应该能够体现这种渐进的递进关系。如果用一条横坐标表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程度(见图2)，那么，其测量结果总是处在从适应到区隔融合、再到融合这三个阶段中的某一点上。而这三个阶段事实上也很难区分确切的界线。
    同时我们既应该注意到各维度与理论的对应，尽管西方社会融合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仍然有待考察；也应该注意到，虽然社会融合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但并不是在概念的操作化定义中维度越多越好，而应该控制在合理的数量中，以使其后的分析过程简单明了。
    其次，需要商榷的是杨菊华(2009，2010)提出的行为维度。尽管西方学者(如Greenman and Xie，2008)都曾利用行为(如教育结果、风险行为等)来讨论社会融合，但是其目标是社会融合的后果问题，并非社会融合本身(用各种指标如语言使用、居住环境等来测量)。因此，在讨论社会融合时，必须要注意区分作为社会融合后果与可以被用来测量社会融合这两种行为之间的差异。前者是后果，后者是内在。比如：婚育行为，有些人的婚育行为可能是因为其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变化而导致的婚育行为的变化(如婚育年龄的推迟、生育子女数的减少等)；但有些人的婚育行为则可能是受迁移行为的影响而被迫作出的行为改变(如因为迁移／流动而导致的夫妻分居而不得不推迟婚育行为)。这两种行为在本质上存在着区别：前者属于社会融合的后果(或者也可以视其为社会融合的表现)；后者则并不能够被用来测量社会融合及其结果。这就会产生两个问题：其一，调查结果并不能够完全区分这两种行为之间的差异，从而可能导致测量的不准确；其二，测量指标应该测量社会融合本身(如婚育观念是否转变)，而并不是测量其结果(婚育行为是否转变)。
    再比如行为维度中的人文举止。杨菊华(2010)列举了子女卫生保健与教育方面的行为，如鼓励子女与城市孩子交往、送子女到非打工子女学校等。一方面，教育选择(是否送子女就读于公立学校)的问题极为复杂，有些是因为家庭经济能力的问题(即经济融合问题)，有些则是因为子女并不愿意就读于公立学校、甚至于从公立学校再转出到流动儿童学校等。在一个测量体系中，各指标之间应该尽可能地减少存在因果关系的两个维度；如果存在因果联系，那么原因维度就可以直接表示后果维度，这会造成维度之间的重复。另一方面，笔者认为，这些行为从根本上来说是流动人口教育观念改变所引起的，这种观念及其变化才是社会融合的根本，而不是测量其结果。
    再次，测量维度应该具有理论基础，并且维度内部的指标应尽量简约，且具有一致性与排它性。杨菊华提出的行为维度中还包括了人际交往和社区参与两个子维度，其中人际交往相对应于Gordon提出的结构融合部分。社区参与则包括了参与社区居民活动、与邻居交往、单位职工代表大会等指标；其中与邻居交往则又应该属于结构融合的部分内容，但却被包括在社区参与中，尽管笔者能够理解杨菊华提出的人际交往和邻里交往这两个指标可能属于不同的层级；退一步说，如果流动人口居住在以流动人口为主的社区中，那么，其与邻居交往与其人际交往之间可能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或重复性)，从而导致两个子维度中的测量指标存在交叉，而不满足同一维度之下各指标间的排它性。
    正是因为测量的效度和指标的简化与排它性这两个方面还有可商榷之处，因此，杨菊华所提出的社会融合的测量维度与指标体系仍然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最后，社会参照体系的变化是社会融合的重要标志，而且这种变化在我国的成年流动人口与流动儿童(不论是1.5代还是二代)之间已经出现(王春光，2001；杨菊华，2009)。因此，社会参照体系应该是社会融合测量指标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指标。
    2.2社会融合指标体系的重构
    根据上述讨论，图2勾画了本研究认为的“社会融合”测量指标体系。该体系体现了社会融合的动态过程：适应、(区隔)融入、融合。这种递进的社会融合进程可以用图中第一层的5个方框来分别表示；即：
    (1)经济融合。首先迁入人口在迁入地居住、并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其主要标志是有固定的住所及稳定、平等的经济收入。“职业流动与经济融合本身就应该是移民社会融合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与维度”(Alba and Nee，1997)。事实上，经济学界在讨论“社会融合”时更多的是从经济收入，即迁移人口(或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与迁入地人口的经济收入之间的差异来测量的。当移民的经济收入与本地居民基本相等时即表示他们社会融合的状况较好(Heckman，1998；Carlsson and Rooth，2007)。杨菊华(2010)已经对经济融合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可以借鉴的测量指标；但是在考虑测量指标体系时，不仅应该考虑全面性，更应该考虑到指标的简约、代表性及可操作性。因此，如果需要在固定住所及收入以外，再加入其他指标的话，我建议只增加职业属性及社会保障状况这两个方面。
    (2)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其次迁入人口适应迁入地的社会文化，主要表现在语言、居住时间、外表、饮食等。Greenman & Xie(2008)在操作化定义时用在家里使用的语言和居住时间两个指标来测量文化适应。前者是Gordon等提到的经典维度，后者则与直线融合或曲线理论相对应。其实这两个指标应该是足够了。如果需要再加入其他指标，则可以使用饮食和风俗习惯等指标；亦可以参考 Ward ＆ Kennedy(1999)所提出的社会文化适应量表。
    (3)社会适应。即迁入人口逐步调整由迁移所带来的心理问题及在迁入地的各种满意度，如张文宏等(2008)提出的社会、职业及住房等方面的满意度；逐步改变他们的观念，并与迁入地的相类似；这一维度中最关键的是社会参照体系的改变，即移民的社会参照体系由原迁出地改变为迁入地。它应该是社会适应的标志。
    (4)结构融合。以社会交往与社会分层为主要标志，即他们的社会交往群体从迁入人口扩展到了本地人口；在社会分层上，他们逐步摆脱边缘地位，向中产阶级或更高层次接近；同时也包括部分高层次人群政治权力的要求。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应该是社会交往圈的扩大、居住社区的搬迁(搬到以本地居民为主的居住社区)(这一点对应于空间融合)，以及更多的政治述求(张文宏、雷开春，2008)等。同时，这种结构融合还需要包括与迁出地之间的社会联系问题。这一点在许多研究中都被忽略了。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作为人口迁移研究的根本性的分析框架，同样也可以运用到社会融合的研究中来。如果流动儿童(或者是迁移人口)与老家(或迁出地)有着很强的联系，那么，迁出地的各种社会文化仍然会影响到迁移人口，使他们在迁入地有更强烈的想法与愿望去保持这种文化传统，并阻碍他们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合，从而形成区隔融合。
    (5)身份认同。即在与本地居民的社会交往与互动过程中，迁移者逐步对自己的身份取得新的认同，且在双向的交往过程中取得原居住地居民的认同，最终形成相互认可与接纳的状态，即能够彼此接受和尊重，形成和谐的社会关系，找到共同归属感。
    图2社会融合的测量指标体系
    Figure 2Measurement Structure of Assimilation
     
    尽管上述测量指标体系相对而言已经得到了简化，但仍然过于复杂。如果可以进一步简化，那么，一方面，可以将文化适应和社会适应这两个维度合并成社会文化适应，在保留语言和居住时间这两个变量的基础上，对Ward & Kennedy(1999)的社会文化适应量表作出修正来进行测量(袁晓娇等，2010)；另一方面，则可以在每个维度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或几个变量来作为某一维度的指标，以达到简化的目的。而且，上述5个维度的测量体系针对的是成年流动人口；作为无经济收入的被抚养者—流动儿童则无需考虑经济融合问题，而只从其余4个方面来分析即可。
    3理论思考
    人口迁移与流动只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加剧，今后移民的社会融合问题将会一直存在。了解他们的社会融合状况、影响因素及其相应的后果，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研究基础则是建立相对统一、完善的概念系统与操作化定义。当然，在借鉴国外已有理论时仍然需要考虑到中国的实际国情，选择恰当的社会融合指标。本文只是在这方面的尝试，所提出的指标体系可能仍然不完善，仍有许多可以讨论或改进的地方。仅此抛砖引玉，希望能够有更多感兴趣的研究者参与，以期为实现共同的研究目标而努力。
    在总结与构建测量指标体系的思考过程中，还有许多需要考虑与深入研究的几点问题：
    其一，我国迁移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最终方向问题。经典的社会融合理论以及其他相关理论都认为“向中产阶级或主流社会的融合”；而区隔融合理论则提出了区隔化、分层化、有条件地保留了原迁出地文化的融合。那么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其社会融合的最终方向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看，区隔化融合是必然的，因为社会本身就是阶级化分层的，不可能一致地要求所有流动人口都向着一个方向集聚、发展和融合。但区隔化社会融合的极端结果却是可能产生移民的贫民窟(在北京等主要迁入地出现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可以被认为是雏形)。想必这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未来社会。因此，在社会各阶层之间缺乏流动的可能渠道，教育未能在社会阶层流动中起到其应有作用的情况下，流动人口如何、及朝何方向实现其社会融合则是必须引起充分重视与关注的问题。
    但不管其方向如何，至少有两点是可以作为判断性指标：从社会融合状况来看，结构融合与身份认同是最为关键的。从社会融合的结果来看，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应该是有益于流动人口发展的融合，即迁移与流动人口的个人发展、各项社会福祉与政治权利都得以充分保障。如从儿童的角度来看，受教育权利的保障(就学机会、就读的学校类型以及更为重要的教育结果，不仅是学业成就，而且还应该包括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心理健康发育成长、风险行为的减少等。
    其二，就目前国外二代移民研究而言，许多研究在讨论社会融合的结果性变量(如学业成就、心理状况、风险行为)，但是，社会学或人口学对社会融合状况本身的评价并不多，即他们更关注于以社会融合为原因的结果(effects of causes)，而不关注原因本身的状况。心理学对儿童社会适应的研究则关注或强调原因的状况，却又忽略了这种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国内研究更多的是将社会融合作为结果变量，而未将其视为某些社会融合结果(如学业成就、职业发展等)的原因变量。
    因此，以上述测量指标体系为基础，深入研究以社会融合为中心的因果链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即：社会融合本身、影响社会融合的各种因素以及社会融合的结果这三个方面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社会融合的后果问题，应该是今后研究的主要方向。
    其三，与上述方向相关联的主流社会的定义问题。我们暂且不论国内的中产阶级是否真正形成，但首先需要承认的是，不论哪个社会，其主流社会的各种特征(如流行文化、价值观念、家庭观念等等)都会随着其他民族或流入群体的加入而逐步受到改变，即主流社会也会随着时间与移民的不断加入而发生变化。因此在讨论社会融合时，参照体系可以是美国白人阶级或者我国城市本地居民或儿童，但需要注意参照群体本身的变化。
    其四，在讨论社会融合所带来的结果是向上还是向下的社会流动时，我们既应该注意移民所融合的社会阶层，而且更应该注意移民原本所属的社会阶层或社会地位。只有与其原来的社会阶层或社会地位相比较，我们才能探讨其社会流动的方向。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已经发现了类似于上海的案例(冯承才等，2008)，失学的流动儿童与当地儿童之间具有很好的融合结果，形成了各种小团体，并进而威胁着当地的社会治安。如果从社会融合的角度来看，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之间具有很好的社会融合；只是这种融合是一种反社会的融合。如果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看，我们并不能判断这种融合是向上还是向下的社会流动，关键要看他原来的社会分层情况。如果他原来所处的社会境况远弱于现在的社会阶层，那么，尽管他们仍然处于社会的低层，我们仍然应该肯定这是一种向上的社会流动。总之，在社会融合的研究中，参照群体是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流动方向必须将与原有的社会地位进行比较①。
    其五，社会融合的分析单位问题。正如悦中山等(2009)提出的分析层次问题，对于社会融合的评价，既可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也可以从流动儿童或迁入人口群体的角度来看；基于两种不同分析单位的评价在理论框架、操作化定义和指标体系以及社会融合结果等方面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本文讨论的测量指标体系针对的是个体层次，群体层次的指标体系则尚有欠缺，需要引起关注。
    其六，数据与分析方法的限制。社会融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社会融合的好坏，不应该只从一个时点上来看，而必须长时期地考察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变化过程。目前国内许多研究都只是时点的调查，尽管能够说明调查时点上的现状，但却无法反映变化过程。这主要是受研究设计与调查方法的限制。而且，各研究因为使用完全不同的测量工具而不具有可比性，进而限制了数据使用，无法综合利用各时点、各地区的调查研究进行对比分析。如果能够以一套标准的测量工具，配套建立长期的跟踪调查，以了解每个时点上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进而了解其变动轨迹；既可以考察其动态过程，也可以及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改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促进流动人口与迁入地的社会融合与他们的发展。因此，标准的测量工具很重要，但长期的跟踪调查则更重要，也尤为必要。同时，从目前国内的研究来看，对于调查数据的开发与利用，特别是数据分析方法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未能真正从因果推论的角度来区别分析原因的结果与结果的原因。
    人口迁移的过程中，迁出决策(包括是否需要迁移、迁往哪儿、个体还是家庭的迁移等)、迁移过程(尽管很短)、迁移的结果(很多方面)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当前对于移民社会融合的研究只是迁移后果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国际移民的研究成果已经说明社会融合状况的好坏将会影响到移民的各种后果，及以此为标志的社会流动的方向。尽管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仅仅只是一个开端，但需要引起足够的关注与更为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①如果仅考察社会融合时，参照群体可以是本地居民；但是在考察儿童发展时，这种参照群体不能仅仅只是本地的城市居民或儿童，而应该将城市本地儿童、流动儿童和迁出地儿童(不仅仅是留守儿童)相对比。同样，这也适用于成年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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