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胜：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

    作者：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8期，第1-10页
    摘要：在民族国家依然存在的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不可能消失。隐去国家主体性的世界主义经济学，实际上代表着经济强国主张扩大国际分工及强化全球经济控制权的国家主体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必然存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要研究这种竞争与合作关系——国家利益就是这种研究的根本点，国家主体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或缺的基本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是经济规律一般性与个别性的统一，符合“普遍—特殊—个别”的哲学原理。国家主体性也是自主性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落实两者的辩证统一，就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的基本要求：一方面认真学习，坚持理论创新的开放性胸怀；另一方面立足中国国情，站稳中国立场。
    关键词：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主体性；自主性；开放性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中，首次提出了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意味着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主体性的重视。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问题理应得到高度关注。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体现为国家主体性、人民主体性、话语表达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等方面。本文着重论述其国家主体性问题，其他主体性另文探讨。
    一、一个被掩盖或忽视的重大命题：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
    国家性是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属性，这一点长期被忽视，甚至被有意掩盖。
    在国内经济学界，经济学的国家性问题很少有人提及，而且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充分讨论的学术议程。尤其是认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者，通常把经济学看成与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类似的没有国家差别的所谓科学，将其视为没有国家差别的中立性价值（或“普世价值”）。即使是国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也很少论及政治经济学的国家性问题。我们翻开国内流行的高校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可以一目了然。例如，已经印行了10版的中国人民大学宋涛教授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在其第一章介绍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但是没有涉及国家性问题——大部分政治经济学教材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基本相似。近些年出版的一些以《现代政治经济学》命名的新编教材，在具体内容上与传统教材有了很大变化，甚至采用了一些与现代手段相适应的模型方法，但也没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问题，比如程恩富、马艳主编的《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也没有论及国家主体性问题。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迄今为止第一本这类系统论著”的由杨承训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以中国的经济学立意，也没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问题^[2]。2016年4月国内第一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作者张占斌和周跃辉也未涉及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问题^[3]。在笔者掌握的有限材料中，也有部分学者关注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问题。比较系统地论述政治经济学的国家性问题的是中央民族大学刘永佶教授。他一直致力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在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中提出并系统论证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问题，对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另外，何新先生一直倡导新国家主义经济学，还用了极大的精力研究反主流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的贾根良教授借重对李斯特经济学的研究，倡导建构演化经济学的中国学派——新李斯特经济学^[4]，自然也呼吁中国经济学的国家主义主张。
    西欧的民族国家兴起于16世纪，发现“政治经济学”一词的最早文献是法国经济学家蒙克莱田于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书名本身就蕴含着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同时也说明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问是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出现的，在本质上是关于国家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问题的研究或策略。在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带动了重商主义的流行。西欧各国的国王与传统中国集权体制之中的国王不可同日而语，他们虽然也自称“朕即国家”，但是只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力、皇家财产和征税权力，远远达不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式控制。这些西方国家在当时就确立了私有产权相对于王权的独立性，国王的收入只能靠皇家庄园的生产、对国内产出的征税以及海外掠夺，不能随意侵犯私人财产。在现代工业尚未出现的背景下，生产力比较落后，靠自身的生产和征税都无济于事，王室的收入主要依靠殖民地和海外掠夺。在当时的金本位制体系下，一个国家能从其他国家获取金银铸币，被视为增加了国家财富，因此重商主义的国家无不重视海外贸易和殖民。可见，重商主义经济学是从本国利益出发的，具有比较强烈的国家主体性。法国重农学派认为重商主义注重海外贸易，必致农业生产的落后和农村经济的严重衰退，因此坚决反对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海外贸易。重商主义把累积国家财富和改善人民生活看作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目标，重农学派并未改变累积国家财富的目标，而是重新确定了国家财富的内容，从而在国家财富增长的同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重农学派把真正的国家财富指向了农业产值，因为当时法国国民多数为农民，农业产值归农民和农场主所有，发展农业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重农学派是以重视国家主体性为前提的。亚当·斯密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系统论述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其政治经济学学说确定无疑地体现了英国的国家主体性。该书立足于英国，以英国资产阶级为主体，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构成，特别是这个制度对于英国走向强大的重要意义。尽管作者在书中往往省略英国这个主语，但由于当时的英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意义上，英国的经济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英国经济制度。但是问题在于亚当·斯密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好愿望——“天生丰裕”的世界观出发^[5]，提出了著名的“经济人”假设和“看不见的手”原理，主张广泛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自由。此后，李嘉图在斯密的交换价值和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国际范围内的比较优势论，引导了世界主义经济学的出场———这种世界主义经济学经过不断演化成为今天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目前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根源也在这里。这种政治经济学从表面上看隐去了国家性质，成为一种世界通用的经济理论，貌似没有国家主体性，适应了人们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整体意识。其实，与李嘉图同时代的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就看穿了英国世界主义经济学背后的“算计”：“世界主义经济产生时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是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的”^[6]109，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持久和平”局势只是一种假设而已。同时，这种世界主义经济学的问题还在于它的两极思维，“一方面是全人类，另一方面只是单独的个人”^[6]4。而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的，在民族国家还存在的情况下，“个人与人类之间还有一个中介者，这就是国家”^[6]152。这种世界主义在话语体系上隐去了国家的概念，恰恰是它们国家主体性的表现。世界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广泛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自由以及比较优势论，那时的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他国家都是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的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无疑是只有英国处于最优势地位，英国实际上就“成为一个把整个世界都纯粹视为其一个省份的大宗主国”^[6]135。实际上，在这里“国际分工”就是英国的国家主体性。在这之后的两百多年时间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出现了很多的流派和体系，尽管有些派别和体系尤其是其中的心理学派和数理学派，极力否定它们理论的国家主体性，在他们的表达系统中，反复强调人是“经济人”，他们都按照自己的认知判断来从事经济活动，“经济理性”起着决定性作用，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有些甚至用“纯粹经济学”来表示自己的经济学性质。但是，从本质上说，每一个派别和体系都有很强的国家主体性。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中，李斯特国家主义经济学是与亚当·斯密世界主义经济学相对抗的另一种经济学传统。不同的是，李斯特传统在整个经济学传统中一直没有占据上风。但是，翻开世界经济史，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很多成功的“后发国家”正是因为奉行了李斯特国家主义经济学，才崛起为世界性强国。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与日本的大分流就是因为日本及时奉行了李斯特经济学，而中国却从一开始就接受了亚当·斯密。“对于19世纪的两个后发工业化国家——美国和德国——在1900年成功地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工业化大国来说，李斯特经济学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在学术界基本已经得到普遍承认的历史事实。但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和事实却是：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1912年）能够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国家精英集体接受了李斯特经济学，并将其奉为治国的圭臬。而从洋务运动一直到辛亥革命，不仅洋务运动领导集体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严复除外）无一人知晓李斯特经济学，而且戊戌变法的领导人和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还接受了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说，正是这一因素并由此产生的不同的经济体制导致了近代中日两国在迎接西方列强的挑战上出现了‘大分流’：日本加入到帝国主义列强的队伍，而中国却沦为了其半殖民地”^[4]14。然而历史的吊诡令人称奇：这些国家在发达以后，都无一例外地抛弃了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转而奉行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其中也包括李斯特的祖国——德国。原因也很明朗，正如李斯特早就揭示过的：“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说的秘密就在这里。”^[7]虽然世界主义经济学的这个秘密两百多年前已经由李斯特揭开，但是在中国，这个谜底并不为所有人都知晓或理解。否则，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还痴迷西方主流经济学，甚至让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主导了中国经济学教育[8]，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边缘化”，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1]。英籍韩裔学者张夏准的研究结论是：“与人们通常相信的事实相反，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在起初的国家主导型发展阶段要优于后来的市场导向型改革阶段。的确发生过因国家干预而造成重大失败的案例，但是，与市场导向型改革阶段相比，大部分国家在‘过去悲惨的日子’里的经济增长更快，人均收入分配也更公平，金融危机也更少。然而，几乎所有的富国都是通过奉行自由市场政策发家致富的说法也不准确，在某种程度上反着说可能更准确，因为所有今天的富国几乎毫不例外地——其中也包括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是所谓的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大本营——都是通过保护主义、政府补贴和其他今天他们告诫发展中国家不要采取的政策等手段发家致富的。因此，到目前为止自由市场政策很少能够使国家富裕起来，相信未来也将如此。”^[9]
    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问题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期好像很少有人关注。尽管恩格斯也说过马克思经济学说是德国的政治经济学这种话语，但大家都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理来掌握的。这也是笔者在文章开头所列现象的根本原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工业化进程和取得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胜利，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提供了经验基础，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与此相对应，苏联科学院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这两部文献都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总结的，虽然实践经验来源于苏联，但是，在当时的理论界，苏联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是苏联经济体制。当时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强调国家主体性。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的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般性。1956年苏共20大召开，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在揭批斯大林的同时也暴露了苏联经济中的一些问题，引发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苏联经济建设道路和中国道路问题的反思，提出了探索适应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就是立足于中国实际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一个标志性理论成果。在实践中推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不成功，但从经济学思想的层面来看也是摆脱苏联模式的一种探索。
    在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毛泽东非常重视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高度来思考问题，1958—1960年，他组织学习小组专门研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对中国经济建设问题和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构问题留下了大量的批语和谈话，明确提出了要写出我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毛泽东意识到：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虽然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具有国际性，但是又都是在各个国家自己的国情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的，都有自己的历史特点。所以，毛泽东所要写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具有国家主体性的一部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0]109。
    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一百多年来，自从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和学习他们的现代化思想开始，尤其是在学习西方的经济思想的时候，我们很少注意蕴含在这些思想中的国家主体性问题，忽视了这些经济学的国家立场。历史事实证明，不论是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家还是苏联的经济学教科书，掩饰他们推出的经济学理论的国家主体性，正是他们国家立场和国家利益的一种需要，是他们国家立场和国家利益的一种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学者，在引进学习这些理论，学习他们的先进思想的同时忽视掉其中包含的国家立场却是不应该的。
    二、国家主体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借鉴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和西方经济理论，奠基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11]。就概念本身语义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它属于政治经济学，它是政治经济学范畴中的一种；二是它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方向是社会主义；三是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的，强调的是中国。这里说的“特色”是相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的，其实讲的就是中国的国家性。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本身就鲜明地体现了它的国家主体性。上述分析表明，就其一般属性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具有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同一性，具有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它们的政治经济学所共有的共同属性。同时，它又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理论总结和理论解释，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基因，这就决定了这个理论在具有国际性的同时具有强烈的中国性，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
    从国家的存在性来看，虽然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越来越广泛和深刻，但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不仅没有被削弱，而且在某种意义和层面上越来越凸显，民族国家仍旧是当今人类最重要的存在方式之一。在国际格局中，全球性和国家主体性之间的交互渗透和互相建构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经济全球化“体现为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合作与竞争，体现为各地域国家发生的制度调整与演变，也体现为人们对这一过程背后的动力机制、它所包含的权力关系以及它的未来走向的主观判断——其中既包括各强势集团对其进行的正当化和合法化，也包括那些弱势或者被边缘化的群体对其进行的抵制与批判，而观念的过程与实际的物质过程之间又体现为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12]。国家的长期存在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必然处于一定的国际格局之中，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必然要在国际经济格局之中来定位自己，国际关系始终是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一个外部决定性因素——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必定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心。研究对象的中国主体性决定了反映这个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国家主体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一种独立的专门的政治组织或者政治实体（官衙、警察、监狱、军队等等）：“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13]这种历史逻辑昭示我们的是：国家的存在与阶级的产生是共时性的，只要阶级不消亡，国家就必然存在。进一步的结论是：国家产生于阶级社会，是阶级镇压的机器，而阶级必将消灭，所以，国家必将消亡；反言之，只要阶级存在，国家就存在。列宁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完全不需要国家，因为那时已经没有人需要加以镇压——这里所谓‘没有人’是指阶级而言，是指对某一部分居民进行有系统的斗争而言。……虽然我们不知道消亡的速度和进度怎样，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行为一定会消亡。而这种行为一消亡，国家也就随之消亡。”^[14]列宁把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界定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近年来国内有学者对国家是不是会消亡产生了根本怀疑并断言：“永恒性与绝对性乃是国家的存在本性。因此，国家不可能消亡，而只能随着社会发展和阶级生灭而不断转型：已由原始社会无阶级的部落国家，转型为阶级社会的阶级国家?已由公元前一千年多达一百万个国家，转型为当今世界的一百多个国家；势必将由这一百多个阶级国家，转型为一个具有统一主权和唯一政府的世界大同的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全球国家”^[15]。无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典结论与当代研究者的最新成果有何种不同，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无论国家是绝对的永恒还是一直存在到共产主义时代，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来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世界格局中多种多样的国家是绝对存在的。国家存在的根本是国家主权的设定，国家主权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根本界限，维护国家主权就是维护最根本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一切国际关系的出发点，也必定是一国政治经济学思考的根本点——只要有多个国家存在，这种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就必定存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就要研究这种竞争与合作关系，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就一定具有国家的主体性。胡鞍钢提出的国际竞争合作的国家发展生命周期“四阶段说”^[16]，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这个理论认为，由于世界不是由一个国家组成（或不是由一个国家主导或统治）而是由多个国家组成，特别是在多个大国组成的竞争格局条件下，国家之间竞争和合作导致了国家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以A、Ｂ两国为例，四个阶段是：第一阶段，A国的准备成长期，最先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而Ｂ国仍然停滞，对A国不构成威胁；第二阶段，A国经济迅速成长，对Ｂ国构成威胁，迫使Ｂ国发动工业化；第三阶段，A国进入强盛期，成为世界性大国，Ｂ国借助经济全球化获得A国的知识、技术、资本、人才等各种资源，进入加速成长期，对A国形成竞争甚至挑战；第四阶段，A国国力衰退，Ｂ国迅速崛起，A国不可避免地衰落。如果是多个国家参与其中，情形更加复杂^[17]。这个用以说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生命周期模型具有重大启示：不仅国家的国际存在要求我们对一国的经济理论要有在文化自觉基础上的高度国家意识，更要求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的国际存在永远是一种动态格局，在共时性地把握中国的国际关系的同时，还要在不断变化的国际格局中历时性地适应中国的国际处境。在实践中对中国国际格局共时性与历时性一体化把握的战略思维和实际操作，淋漓尽致地表现为国家主体性的全方位展现?从研究对象的层次性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矛盾和经济规律的理论把握，它所揭示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这个时间段内的经济矛盾和经济规律，而不是一般的普遍意义上的经济矛盾和规律，也不是特殊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矛盾和规律，而是中国这个个别意义上的在特定时段中的经济矛盾和经济规律。这里的逻辑是：普遍——政治经济学，特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个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普遍存在于特殊之中，特殊体现着普遍，特殊存在于个别之中，个别体现着特殊。作为个别范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要遵循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特殊原则，更要遵循政治经济学的普遍原则，但它同时体现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殊原则，也体现着政治经济学的普遍原则。重视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毛泽东曾经说过：“研究个别社会，就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么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 ^[10]106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十分重视对中国革命战争特殊规律的研究，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研究一般战争规律，还要研究革命战争规律，更要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18]89那么，怎么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呢?“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18]91。这就是说，指导战争必须要以一般战争的规律为指导，着重研究特殊的战争规律，更要研究个别情况下的特殊历史时段和历史空间的战争的个别规律。毛泽东把他的这一思想用于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研究，准确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形成了反映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真理性的革命战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解放了中国人民。指导经济建设虽然与指导战争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毛泽东研究战争规律的方法论却是完全可以用于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当然要研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上，总要有一般性的经济规律可以遵循，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可以找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可以遵循的共同规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我们始终强调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办事，要讲‘任何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都是一样的。这就和修正主义者对立起来了。”^[19]80但我们是在中国指导经济发展，探索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是根本问题。当毛泽东看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谈到要注意国家的特殊性时，他高兴地说：“‘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莫斯科宣言中，就讲到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19]8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着眼点就在中国特色上，它所探索的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经济矛盾的解决路径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列宁根据辩证法的一般规律预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但矛盾仍将存在。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理论界否定了列宁的思想，不承认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批判了斯大林的形而上学观点：“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20]可以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是从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开始的，他的《论十大关系》其实就是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十大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过程之中的展开和解决就是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所以，毛泽东认为，规律是客观的，是一种历史必然性。必须认真研究客观经济规律，必须学会熟练运用客观经济规律。但是，“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10]106。在毛泽东的设想中，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各种经济矛盾和经济规律的学问。
    邓小平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也是着眼于解决中国经济现实中的经济矛盾和经济规律。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将这个《决定》提高到政治经济学的高度来认识，认为“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21]83。邓小平之所以这样认识这个《决定》，是因为这个《决定》总结了改革开放几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揭示了中国经济矛盾，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特指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所有论著都是针对中国的问题而阐发的深刻道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中国国情的准确判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是指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反映的是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把自己的论述概括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21]38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反映的就是蕴含在这条发展路线中的经济的矛盾运动规律。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沿着“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继续探索，其实质就是继续深化和拓展这条发展路线，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矛盾和经济规律都有新的发现和新的阐发。党的十八大以后，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科学判断国际国内新形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下，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中包含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矛盾和经济规律的科学研究和探索，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分析经济矛盾，研究经济规律，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从三个角度阐发了对于认识规律和利用规律的重视：一是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角度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22]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功领导和推动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社会主义发展和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运用更加自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从一个学科的高度更加系统地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济建设的规律，把实践经验进行规范的理论提升，更加自觉地指导未来的经济实践。二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进行了初步的系统总结，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应遵循的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2014年7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提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23]7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必须是遵循”的后面又加上了“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24]。这样就形成了要遵循“三个规律”的思想。三是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反复强调建构反映中国经济规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中国国情和中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5]。2015年12月18—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26]。2016年7月8日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习近平同志又强调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并号召广大经济学理论工作者“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27]。
    三、国家主体性：自主性与开放性的辩证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张国家主体性，首先是强调这门学科要坚持国家利益第一的基本原则，国家的自主性是国家主体性的首要含义。当然，自主性不排斥开放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就像中国的经济建设是中国人民的自主事业但不排除实践过程中的对外开放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必定会吸取一切有益的国外经济学成果和智慧。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1]这段话至少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思想来源的主体成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机械照搬，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规律性认识。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反映的作为过程的中国现代化实践也得益于对国外包括西方一些国家成功经验的学习和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然也会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这三点从总体上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自主性和开放性的统一。
    那么，怎样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呢？一句话就是：“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1]一方面必须认真学习，不能采取全盘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要坚持理论创新的开放性胸怀；另一方面要立足中国国情，站稳中国立场，破除崇洋媚外思想，坚持自主性态度。
    “开门搞研究”意味着中国理论的开放性：一是世界所有国家经济建设积累的经验和经济学取得的积极成果都要吸收。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如何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明确指出：“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的这个论断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经济建设，一直遵循毛泽东确立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把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建设采取了封锁禁运的措施，迫使我们的经济建设不可能采取对外开放的政策，只能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争取苏联的经济支持成为我们的唯一选择。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成为我们的唯一模板，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为我们唯一选择的经济学教材。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还是论述了要向外国一切先进经验学习的思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备了对外开放的基本条件，我们不仅学习了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还引进了国外的一些经济学著作，学习了资本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诚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1]373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在几十年时间里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历史过程，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就，与我们奉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是分不开的。中国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度，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其他民族长处的具有开放性品格的民族。在这几十年时间里，几乎所有国家的成功经验都成为我们学习的对象。
    二是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各种学说的有益成分都要借鉴和吸收。世界经济思想上经济学派派别林立，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再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凯恩斯主义失势后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的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经济学。可谓眼花缭乱，你方唱罢我登场。不仅派别之间观点对立，而且学派内部也观点纷呈。有些学者把不同时期的这些学派进行了简单化的处理，认为这些流派虽然复杂，经济学家不计其数，但是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四大阵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主流西方经济学。在习近平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不管哪个经济学派，只要是有益的成分都要学习和借鉴。他在5月17日的讲话中提到的经济思想史上的经济学家涵盖了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流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自不待言，不管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邓小平都是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思想资源。习近平特别提到了其他三个流派的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西蒙·库兹涅茨的《各国的经济增长》等著作，过去我都翻阅过，一个重要感受就是这些著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1]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解决了问题，回应了时代的呼唤，就会有理论创新。这些经济学家的理论创新都是对时代的探索，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有其时代价值。所以，都要结合自己的实践去阅读，去思考，不管哪个学派的理论，只要对我们的实践有益，我们就要学习和借鉴。
    三是对各个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学思想要学习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历史阶段的经济学家所建构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市场经济和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反映这些规律的知识体系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都是有益的参照。一些经济学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如收入分析方法、统计计量方法以及数学模型方法，我们都可以合理地运用。“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就大量吸收借鉴了前人创造的成果。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马克思写的《资本论》、列宁写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同志写的系列农村调查报告等著作，都运用了大量统计数字和田野调查材料。”^[1]
    “立足本国实际”意味着中国理论的自主性。一是要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我们建构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什么其他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来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继承和发展。“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研究者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研究什么，主张什么，都会打下社会烙印”^[1]。世界上也不会有什么纯而又纯的政治经济学，任何一种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研究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思想表现，所谓的“普世价值”是不可能存在的。就连西方一些经济学家也公开承认他们一些学说的意识形态性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索洛的一段话就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28]。所以，我们在学习借鉴外国经济学的时候首先需防范这些学说中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的侵袭和渗透。要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立场和眼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个最基本的立场就是牢记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做人民的经济学家。
    二是对国外经济学说的借鉴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些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真理的意义。但是当我们引进这些理论的时候，却不能硬套到中国的经济实践上。“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1]。同时，如果不加分析地把国外的一切经济学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外国的学术标准为准绳，就谈不上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了。
    三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才能建构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名言以说明怎么样才能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29]毛泽东的论述集中地体现了上述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和发展的观点。他在这里尤其强调了中国的理论要从“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能从外国照搬而来，它只能产生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它只能从中国经济建设的自己的土壤里生长出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实践已经培植了这种土壤而且已经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婴儿，我们的任务是让其扎根中国这个土壤日益长大、成熟。这是中国新一代经济学家的光荣使命。
    在经济学的中国理论研究中，这种自主性和开放性的辩证统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
    如何把这种自主性和开放性辩证统一起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一个总体性的思路：“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在这里，“立足中国”是前提，是基础，是贯穿整个科学研究过程的总基调，通过综合创新形成的新的理论就具有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体现了理论的中国性，也就是国家主体性。习近平是就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思路讲的这段话，它同样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个思路的本质是要求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以中国为中心”，要“以中国为立场”。如果把目光拉回到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我们发现习近平的这一理论创新的综合思路和方法是对毛泽东“古今中外法”的继承和超越。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针对当时我们党在认识论上的教条主义取向，以研究中共党史为例提出了研究问题的科学思路和方法。他说：“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30]400“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30]407“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30]40870多年过去了，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依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如果那些主张生吞活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学者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以中国为立场，来思考中国问题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的话，他们就不会提出所谓私有化等不符合中国实际的主张，也不会看不到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和这些学说所固有的价值观基础。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主张，从来不是故步自封的，不是不能学习外国，不是不能借鉴外国，而是这种学习和借鉴不能生搬硬套，需要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立场，把古今中外辩证统一起来，创造具有国家主体性的中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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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稿、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