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转型理论与西方主流经济转型理论比较

    摘要：目前西方的经济转型理论，存在一个很大的局限性，即单纯依据西方主流经济学，抛弃了马克思的经济转型理论，为了比较全面地论述转型问题，本文将对马克思的经济转型理论与西方主流经济转型理论做出比较，既研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又研究原始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型问题，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问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型战略的合理性作些探讨。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转型理论，西方主流转型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型战略
     苏东剧变以后，经济转型理论受到了东西方很多经济学家的关注，特别是在西方经济学界，一些过去一向对不同经济模式比较研究不屑一顾的主流经济学家，也纷纷加入了研究经济转型理论的行列，以致在国际上兴起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1]但是，目前西方的经济转型理论，存在一个很大的局限性，即单纯依据西方主流经济学，抛弃了马克思的经济转型理论，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只研究计划经济的一般缺陷和市场经济的一般优点，没有讨论社会主义可以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转型的问题，事实上把经济转型等同于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
     但是，计划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特有的东西，市场也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东西，谁来主导财富创造和分配，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主要分歧。在这个问题上，后者主张由少数资产者来单独主导，前者主张由广大劳动者来共同主导。因此，为了比较全面地论述转型问题，本文将对马克思经济转型理论与西方主流经济转型理论做出比较，既研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又研究原始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型问题，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问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型战略的合理性作些探讨。
     一、马克思经济转型理论
     马克思的经济转型理论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在它看来，经济转型的根本动因在于，要冲破旧的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进财富的生产和分配。马克思的经济转型理论主要是在《资本论》中论述的，现在很多没有读过《资本论》的人，往往凭借对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印象，以为《资本论》是一种有关计划经济的理论，这是不对的。《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就是市场经济，它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2]
     有人从《资本论》没有从货币、资本等来开始它的经济学研究这一现象，推论说《资本论》是一部有关物物交换的著作，这也是不对的。《资本论》从商品开始它的经济学研究，是因为货币和资本等相对于商品来说，是市场经济已经发育起来的身体，商品则是市场经济的细胞，虽然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但要彻底研究身体必须先从对细胞的研究开始。
     事实上，《资本论》和被很多人认为是当代转型经济学最主要理论根据的一般均衡论、帕雷托最优福利论等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理论一样，都是以19世纪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只不过新古典理论将这种市场经济描述成人人平等、自由竞争、没有矛盾冲突、一切和谐无需转型的经济。《资本论》则客观地指出，这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阶级划分和绝大多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所有和控制相分离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单方控制政府、大多数劳动者被压迫、被剥削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环境之中的。它是一种使少数人暴富，多数人贫穷的经济。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要有这种制度环境的转型，改变多数劳动者永远贫穷的状况，改变多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所有和控制的分离；改变少数资产者单方控制政府，广大劳动者受压迫、受剥削的局面，建立广大劳动群众都能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都能参与社会财富分享的社会主义制度。
     《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转型的立足点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它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歧是，在后者看来，资本主义是能够想象到的最好的经济体制，它本身无需转型，只有其他经济制度向它的转型，尽管有时它也有意无意地提到了资本主义的某些不完善，而对于《资本论》来说，对经济体制的评价，是不能用“好”或“坏”来概括的，资本主义必须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尽管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它仍是通向一个更好世界的过渡阶段。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最终都要向广大劳动者都能发挥出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且都能参与分享社会财富的共产主义转型。
     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尽管很多国家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有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较大的错误和波折，但总的来看，各国的阶级力量对比都发生了变化，多数劳动者拥有和可以控制的财产在增多，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状况有了缓解，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平等权利有所改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平等协商和利益分享有所增加，多数劳动者的劳动选择权、劳动所得权和对劳动所得支配权的壮大确实促进了各国生产力的发展。《资本论》对19世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转型趋势的分析，是科学的和正确的。它在这种分析中建立的一系列范畴和方法，为当代经济转型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基本理论和认识工具。
     《资本论》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转型的必然性，而且也对未来社会的某些基本特征做过天才设想，但是，它的那些设想，都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之上的，是以生产力巨大发展和社会财富充分涌流为前提的。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考察人与人类社会，认为由自然界升华出人类社会的转型过程，亦是人的生物形态的形成和人的社会形态的形成彼此结合、相互影响的统一过程，这一过程的根本动力和内在机制是劳动的解放。人不同于物的创造性劳动，在人和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它把劳动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看作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结合历史条件从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入手，研究了资本主义局限性和未来社会转型问题。
     《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局限性及其转型问题的着眼点，是如何克服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进行，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得不到他的劳动成果，总是处在一种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食利者之手的状况，实现劳动的解放和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富裕。在马克思看来，实现经济转型，发展生产力和增加人民的财富，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解放劳动、保护劳动和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它曾把那种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主义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认为在这样的联合体里，“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  
     尽管马克思曾设想商品生产在未来将消亡，但他从来没有认为，社会主义可以用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为代价来建立，社会主义要用计划去束缚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的劳动者要永远保持贫穷和文化水平低下。相反，马克思曾以最坚决的方式愤怒地谴责过某些人从左的方面对社会主义理想进行的错误歪曲，将那种试图束缚劳动者积极性创造性、使劳动者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称为兵营式共产主义。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驳斥了巴枯宁和莫斯特等人设想的这类社会主义，揭露他们设想的这种社会是以暴力为基础的，把暴力手段绝对化，变成了万能的手段，从而败坏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声誉，是彻头彻尾的虚伪观念。
     在引述了巴枯宁等人要求人们“多劳动少消费”、“个人一切都彻底公开”等主张以后，他们辛辣地讽刺道：“多么美妙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典范呀！在这里一切齐全：公共食堂和公共寝室，评判员和为教育、生产、消费，总之为全部社会活动规定了各种办法的办事处。而作为最高领导者来统率一切的是无名的、谁也不知道的‘我们的委员会’。”[4]他们指出，这种观点表面上赞扬人民的崇高道德，实际上扼杀人民的首创精神，不仅完全忽视人的利益，而且完全忽视人的生命，是同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直接对立的原始“超级革命性”的最丑恶的产物。这类“兵营式共产主义”的代表们不仅破坏了共产主义人道主义的全部原则，而且破坏了任何道德原理。
     二、西方主流经济转型理论
     目前西方主流经济转型理论，大体上将经济转型分为两种：一种是常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大爆炸（big-bang）或休克疗法（shock-therapy）转型，另一种是常被称为渐进主义或增量主义的转型。这两种转型观点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地位及其动因理论依据分别是：在中欧和东欧转型过程的初期，对转型的“华盛顿共识”的观点显然在西方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这一观点塑造了国际金融组织的政策建议，得到了世界顶尖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的支持和认可。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多数转型国家的经济政策，除了最大的例外中国，中国以独特的方式走了自己的转型之路。就知识的来源而言，华盛顿共识来自（1）标准的新古典价格理论，（2）标准的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稳定性政策的经验，以及（3）比较经济体系的一些理论，这些理论强调了经济系统的组成制度之间的互补性以及中欧和东欧局部改革的令人失望的教训。
     渐进主义转型观点在学术界比在国际政策界得到更多的支持。在西方经济学界，它在苏东转型初期显然是少数派观点，但随着时间的演进基于转型经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它特别强调了中国转型的成功经验，承认中国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观点的任何建议，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挑战。但就理论依据而言，这种观点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植根于（1）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所提供的制度观点，其方法论体现了非合作博弈论的发展；（2）经济学的演进方法的理论，和（3）哲学上的怀疑论，受哈耶克和波普的影响，特别强调人们对经济与社会系统及其转变的相对无知，强调社会工程的不确定性，以及人们对任何形式的大规模制度改造运动的强烈反感。[5]
     上述这些理论，对两种不同的转型方式做了形式化的描述，将两种转型的动因仅归结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但实际上，“大爆炸”和渐进主义转型动因方面的区别，决不仅仅是改善资源配置方式，还有不同的转型主导者所具有的不同转型目标模式上的区别。当转型过程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被少数资产者的利益所主导时，就产生了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爆炸”式激进改革；当转型的过程受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型理论指导，被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共同主导时，就产生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渐进改革。至少就中国的改革而言，其理论依据决不仅仅是上面提到的那几种，马克思的经济转型理论才是这种改革的最主要理论依据。
     三、两种经济转型理论实践结果的比较
     在当代，苏东国家的经济转型主要是依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转型理论进行的，而中国则主要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型理论来进行的。
     苏东一些国家在实行经济转性的初期，都放弃了发展马克思经济转型理论，采取直接用西方主流经济学有关理论指导自己国家的经济转型的做法，其动因是由少数资产者主导的，把经济转型直接等同于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以俄罗斯为例，其经济转型初期的理论可以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前政府第一副总理盖达尔为代表（以下简称为盖派），坚持以货币主义理论为根据，指导俄的经济转型，称之为货币主义派；另一派以前苏联政府副总理、院士、俄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阿巴尔金为代表（以下简称为阿派），这一派一开始就不赞成以西方货币主义理论来设计俄的经济转型，比较倾向于凯恩斯学派的主张，一般被称之为非货币主义派。两派推进俄罗斯改革的动因虽然都是试图改善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但主导倾向仍有明显的分歧[6]。
     在转型模式的选择问题上，盖派主张采用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企图用货币主义方法解决俄罗斯的经济问题。认为这个模式的主要特征是，私有制占统治地位；实行最大限度的经营自由；在社会领域，国家只负责保护社会上最贫困的那部分居民。阿派主张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不赞成用货币主义方法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俄罗斯经济。这一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保证经济效率；积极调节社会各阶层居民的收入与就业；创造条件，来保证广大居民对教育、保健、文化等一系列社会需求得到满足。阿派认为，在俄罗斯选择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是错误的。因为从历史条件与现实情况看，这种模式对它并不适用。它的计划经济体制有70多年的历史，在这种体制条件下，社会保障的程度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实现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就必然要求广大居民做出很大牺牲。从所有制来看，它的国有制水平很高，而私有化又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样就很难适应自由市场的要求。从企业的经营来看，前苏联与现在的俄罗斯，其经济垄断程度很高，很难创造自由竞争的条件，加上长期以来企业独立经营水平很低，因此在较长时间内难以使企业达到最大限度经济自由化的要求。但是，阿派的主张在当时没有取得支配地位。
     1991年末1992年初，当时主持俄政府经济工作的盖达尔，依据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从各种可能的改革方案中，选择了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采用激进方式向市场经济过渡，坚信采用这种方式能取得成功，在几周内可以达到消费市场的平衡，并在几个月内达到国家财政的稳定，也可为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提供条件，从而达到制止生产下滑并为生产高涨注入动力。激进过渡的起步阶段，采取的主要改革措施是：一次性地大范围放开价格，形成自由价格制度；控制财政赤字和紧缩银根；加速推行私有化政策等。这样转型的结果，是在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中，少数资产者和官僚的积极性得到释放并暴富，多数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新的压抑和走向贫困。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普京上台后将转型动因转向协调社会不同利益集团利益关系以后，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状况才有了好转。
     与苏东国家不同，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始终在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经济转型理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的劳动人民曾长期受到外国殖民主义者及其在华代理人的压迫、欺凌和剥削。中国当时进行经济转型的动因，主要是为了摆脱他们的奴役和实现民族的解放。在将这种经济转型变为现实的过程中，中国人民把马克思的经济转型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未给出现成的答案，存在着许多没有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难题。
     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阶段，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对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半原始资本主义制度的取代，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建国以后，广大劳动者的平等人权有了明显的提高，各种残酷压迫劳动者的“血汗制”被废除了，广大劳苦大众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因而焕发出了很大劳动热情，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但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后来表明，计划经济体制对于发展经济来说，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用计划束缚住了劳动者的劳动选择权和对劳动所得的支配权，限制了劳动者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我国与一些实行现代市场经济的国家相比，经济发展速度不够快、人民富裕程度不够大的状态。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经济转型，是由广大劳动人民共同主导的。从事转型的动因是总结历史经验，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引入市场机制，建设不同于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市场经济的、可以强国富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理论，目标则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这一点鲜明地反映在中国经济转型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2页）正因为有这样的主导动因和理论依据，中国的经济转轨采取了渐进的方式，十分注意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调动一切劳动阶层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没有放任财富和收入两极分化。
     其实，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只靠市场交换一种协调机制，就可以达到财富创造和分配一片和谐和均衡的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假设前提之下的。这些假设把社会上存在的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人们在偏好、特长、财产、权力、社会关系方面的种种差异都撇开了。马克思早就论证过，由于社会阶级划分的客观存在，在只存在市场交换一种协调机制的自由放任原始资本主义下，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进行，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得不到他的劳动成果，总是处在一种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必将走向两极分化，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食利者之手，经济最终是要崩溃的。
     西方各发达国家原始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型，已经证明了马克思经济转型理论的正确性，中国和苏东国家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则再次证明了这种正确性，即劳动与劳动者是不可分割的，劳动者拥有和可以支配的财富、收入、投资、消费及他们的文化素质与经济效率密切相关，将劳动等同于物加以压抑的经济体制，必然要产生种种引起经济效率低下的致命问题，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把劳动等同于物，总是使劳动者保持贫穷和愚昧，虽然有时可以取得短时期的高效率，但这种效率在各种比例关系失调中无法持久，而且使劳动者受到压制的制度也一定会在受压迫、受剥削者的成长和反抗中改变。要使财富的创造得到改善，经济转型的主导动因应是广大劳动者财富的增长和生产力的解放。
     四、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型战略的合理性
     从上述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中国人民主要依据马克思经济转型理论采取的经济转型战略是合理的，因为它能够使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同中国广大劳动者利益的扩大相辅相成，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按照马克思经济转型理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结果；最有利于广大人民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经济转型战略，也最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7]。最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转型战略，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战略。在这种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型战略实施过程中，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和广大人民创新劳动的发挥，不仅在原则上是一致的，而且可以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为现实。
     对于企业家阶层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型战略为其提供了比较安全的竞争环境。在中国如果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实行“大爆炸”的激进改革，由企业家单方掌握一切生产资料和政权，实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必然要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表面上看，这种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环境是企业家的天堂，他们为所欲为可以最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其实过犹不及，未必如此。
     首先，大多数人贫穷就不会有好的投资环境。由于大多数人贫穷，他们自然没有太多钱买东西，如果他们要到市场上去买东西，他们只会尽力压低价格，抠投资者的铜板，而他们的便宜投资者占不到，他们根本就没有便宜，因为对他们而言，不仅铜板太少，而且挣来太难，他们当然会加倍爱惜了。在这种状况下，没有铜板还不算最糟，最糟的是因为没有铜板而变坏了心态，暗杀、抢劫、偷窃的经常发生更会搞的投资者不得安宁。没有好的投资环境，投资了，也没有市场，也不能赢利，还要担心被人暗杀和抢劫，企业家又如何推动生产力发展呢？
     其次，贫富两极分化不会有和谐的劳资关系。在贫富两极分化的情况下，资方由于占尽了有利地位，会比较狂妄骄横，自以为不可一世，不把穷人当人看，以为自己动一个小指头就能把穷人像捻蚂蚁那样捻死，所以会把克扣工资和开除解雇当作降低成本的最主要方法，不会花很大心思去费劲把拉地促进科技进步。劳方由于社会地位低下，生活艰难，会比较激愤，爱率性愤慨，能磨洋工就尽量磨洋工，而且因为人数众多，所以随时都是一座一点即燃的罢工甚至革命的火药库，一旦爆发可以使资方赚的钱荡然无存。自己管理的人都是自己的仇人，企业家指挥谁也指挥不动，他的能力也就很难发挥了。
     第三，贫富两极分化会使企业家由于缺乏竞争而产生惰性。贫富两极分化以后，企业家可以把企业的一切利润都轻易地划归己有，穷人中很少能产生出新的企业家与他们竞争，因为缺乏竞争，他们就会变得懒惰起来，发挥不出创新劳动，这可以从两方面看。（1）没有竞争，便容易丧失斗志，容易满足，情绪松弛，竞技差，灵性和意趣顿失，沉浸在纯粹物欲的满足中。这很容易把自己变成一个不再是企业家的“纯大款”。“纯大款”，便也就不再愿意创新了。（2）变成“纯大款”以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又最容易成为外国人的“猎物”。“纯大款”行动迟缓，斗志全无，外国对手很容易将其打败。比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样。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型战略，可以缓解上述问题，从而可以使企业家有较好的环境去发挥作用。
     对于社会其他阶层的人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型战略为其提供了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和渠道。有人认为，让社会其他阶层的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和渠道是没有必要的，企业家的富有说明只有他们的意见才是先进的，其他社会阶层都必须认同、服从他们的意见，不能有自己不同于他们的意见，特别是穷人更是如此。穷人生活在很差的生活环境中和很低的生活水准上，接受教育的程度往往很低，是文盲和缺少文化的人。这又使他们没有主见，缺乏头脑。正因为他们没有主见和缺乏头脑，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往往缺乏判断力，不太清楚什么对自己有利，什么对自己无利，什么自己应该维护，什么自己应该抵制，有时对自己的根本利益也视若无睹，不知道去捍卫。他们只有巴掌大个脑筋，是非善恶，取舍权衡，往往只在鼠目以内的距离上计较盘桓，这往往让人哭笑不得。而且也是这种无头脑的毛病，使他们容易被第三者（往往是敌方或对立面）蛊惑，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傻事。
     但是，把社会其他阶层的人特别是穷人都描述成这样是不符合实际的，其实社会各阶层都有不学无术的人，但也都有人可能掌握某种先进的意见，真理并不一定都在某个社会阶层的人手中。历史上的名人、先哲在穷困之中发愤创新文化观念者，不乏其人。世界文豪高尔基，仅读了两年书，11岁就开始到社会上谋生，捡过破烂，当过学徒，做过看门人、更夫、码头工人，遭受过数不清的人间苦难；近代蒸汽机车奠基人斯蒂芬逊，父亲是煤矿工人，一家8口人挤在一个阴暗简陋的小屋里，全靠父亲那点微薄的工资度日。困苦的生活，逼得他刚刚8岁就光着脚丫去给人家放牛；俄国杰出的小说家契柯夫，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农奴之家，上学时交不起学费，以至穷得连双套鞋都买不起，听课总是把脚藏在桌下；我国的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留学巴黎时，做过跑堂、饭店侍者、理发店杂役、码头临时工、守电话的佣人，几十次失业，饿得他瘫卧在街头，差点被警察送进陈尸所。
     他们的经历向人们昭示：先进的意见并不都出自企业家阶层，来自社会其他阶层的意见也非常值得发掘和尊重。如果社会各阶层的人有比较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都稍微谦虚一点，把对方视为一家之言，然后自己从另一种角度出发，大谈自己的想法，一个社会向前发展的推力就会大得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型战略，正是可以为社会各阶层提供这样一种越来越比较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的战略，很有利于社会各阶层人民创新劳动发挥。
     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型战略为其提供了一种渐进的道路。不论哪个社会阶层，创新那种经济制度，都会涉及到别人的经济利益，都会改变现存的利益关系格局。每个人都有他们生存的小圈子，工作、事业、爱情和消闲。这种特定的工作、爱情、事业和消闲的小地域和小圈子，会形成不同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集团。这会使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立场、观点和看待事物的态度。这也会增加人们相处的前提性障碍和取得一致立场的难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与人，天生就是非一致的，需要距离的和无法苟同的。当然，这是人与人之间相拒的一方面；人与人也有相互吸引、相互依赖的另一方面，这也是人的天定社会属性。
     由此可见，从事导致经济转型的改革必然要触及他人与改革启动者的关系，而他人与改革启动者又必然有着很多的不同、差异和对立，改革启动者要想和他人一起进行制度创新一定是很困难的。而且凡人都有一个很大的癖好，即，总爱将自己的观点、意志、愿望、是非强加于人，如果改革启动者总是从某一个社会阶层的视点出发，完全主观地判断是非、褒贬善恶和要求利益，这不仅使其他社会阶层的人极端反感和反对，也使他们更加深了对其他社会阶层的不良看法，把人与人竞争的死结拉得更紧。在他们眼里，社会其他阶层的人成了地狱（法国哲学家萨特就说：他人即是地狱）。社会其他阶层的人个性不好，习惯不好，素质很差，没有文化，价值观不对，各种能力都很低。这些社会阶层的人形成的社会团体和势力就当然是黑暗和反动的了。因此，在这些人看来，激进改革和“休克疗法”必须是经济转型的主要手段。
     其实，这种观点对于当代中国的现实来说，只是一种妄断，因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都主要是合作性的而不是对立性的，他们之间的大多数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并非恶魔。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妻室儿女，活着也不容易。改革启动者和他们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只要改革启动者不把自己的原则和标准强加于人，只要改革启动者不拿有色眼镜看人，改革启动者会发现，其他社会阶层并不一定是自己的敌人，他们也很可爱，和改革启动者一样能说会道，有创造力，也有进取心和富于良知。当改革启动者这样地看待问题时，他们就会采用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型战略，在改革中选择渐进的道路，在改善和扩大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求发展，把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制度创新劳动热情都调动起来，推动中国社会更快地走向进步。
     这样看问题才符合中国的国情，基于这种看法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型战略，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是一种能够引导中国经济走向科学发展的战略。
    参考文献
    1．热诺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页。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中译本，1964年10月，第470页。
    4．Murrell, P., “Evolution in Economics and in the Economic Reform of the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In C. Clamgue and G. Raisser(eds.), The Emergence of Market Economies in Eastern Europe, 35－53, Cambridge, UK: Blackwell, 1992.
    5．陆南泉主编：《独联体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4月第245－251页。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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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阅热诺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页。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页；同上第3卷，第926－927页。
    [4]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中译本，1964年10月，第470页。
    [5]参阅热诺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306－307页；
    Murrell, P., “Evolution in Economics and in the Economic Reform of the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In C. Clamgue and G. Raisser(eds.), The Emergence of Market Economies in Eastern Europe, 35－53, Cambridge, UK: Blackwell, 1992.
    [6]  参阅陆南泉主编：《独联体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4月第245－251页。
    [7]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7－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