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下大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十九大报告中的重要内容，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如今又写入了宪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中国愿与各国一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
    从“天下大同”理想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以贯之地体现了中国对和谐世界和美好生活的自觉建构，不仅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命运的深度思考，和对人类命运的一种前瞻性规划。在全球化时代，探析从天下大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生成图式，可为携手共建全球治理新秩序提供必要的思想支撑。
    “天下”在“共存”意义上是开放而非封闭的，在“共荣”意义上是发展而非凝固的，在“共赢”意义上是包容而非排他的
    “天下”是中国古人对世界的知识体认和意义表达，是表征地理空间、文化心理、秩序理念的有机体。
    “天下”首先作为一个地理词汇，是指天空下的一切存在物。它作为先哲对客观世界的感性体验和直观想象，既指“天圆地方”的空间场域，又将“天圆地方”作为天下秩序的基本框架，即“天人一体”的空间秩序。因为有“人”的参与而贯通“域”中“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形成涵盖自然界与人化自然在内的所有“世界”。“人居其一焉”，是因为赋予天地以人的意志和情感，并通过“天人感应”来建构生活世界的意义合法性。由此引申来的“中国”概念，同样兼具地理意义和文化意义，即通过对“中原之国”的形象感知，以“中道”思维建构起“大一统”的邦国秩序。与“中国”概念一样，“天下”在“共存”意义上是开放而非封闭的，在“共荣”意义上是发展而非凝固的，在“共赢”意义上是包容而非排他的。它作为人与万物共在的场域，既是与四方合一的物理空间，也是人文与地理相交汇的意义空间。
    “天下”具有本体意义的统领性，构成“天人一体”的价值基础。古人以天道作为人道的法则，“天下”因此具有本体意义的价值统领性。“天人一体”既是“以人观天”与“以天观人”的双向认知，又是从“观乎天文”到“观乎人文”的双向建构。“观乎天文”的“自然主义”最终落实到“观乎人文”的“人本主义”之上。“天下”因此而意指居于天地场域间的“所有人”，是“家”与“国”一体意义上的“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是在血缘纽带基础上的“亲亲”组织，是血缘性的自组织秩序。“国”是基于“家”的血缘关系延展和扩充后形成的泛家族组织，是宗法性的群体性秩序。家族是按照血缘和宗法原则组织起来的基本单元，国家是家族的扩展和聚合，而“天下”是经由“家”——“国”的无限扩充而构成的共同体，是由“天道”所灌注的“文化和制度的世界”。正是基于“天下”的意义支撑，形成“家国同构”的秩序理念和“修齐治平”的建构理路。
    “天下”基于地理空间与文化心理的有机性而具有秩序统一性。“天下”具有终极关怀和最高目的的意义统一性。《易经》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里，“观乎天文”在于“观乎人文”，止于“以化成天下”。“天下”是秩序的总依据，作为世界的制度结构就具有了相应的合法性。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多维度对象化关系的社会存在物。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敞显和确证其本质力量，也只有在地理空间与文化心理的有机性上来建构天下秩序的统一性。基于这一逻辑的“天下观”，在国家关系上体现为“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在社会关系上体现为“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在人际关系上体现为“仁心和善”的道德观。“天下”由此作为对世界的知识体认和意义表达，在本体上形成一个“天人一体”的秩序理念，旨在建构以“意义”统领“秩序”的人类社会有机体。
    “天下大同”理想，秉持“和而不同，允执厥中”的中道思维，彰显“以和为贵，有容乃大”的共存格局，追求“万邦和谐，万国咸宁”的共赢理念
    人之为人，成于“能群”，基于“秩序”，在于“意义”。先哲荀子在《荀子·利论》中阐释了道德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起源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不必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长，是礼之所起也。”跳出“争则乱，乱则穷”的利益冲突和秩序怪圈，就不得不回到人的现实性上，在利益诉求与秩序保障之间建构起可持续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一是效法天地“能量变换”规律，提出“恒产恒心论”的物质文明观。人生而有欲，是社会再生产的原动力，是共建共享社会财富的直接目的。孟子的“恒产恒心论”，实现饱食暖衣，就是解决人们物质生活和社会稳定的问题。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们所奋斗的往往与其利益诉求有关，利益纷争往往源自“寡”与“不均”。在“天然的共同体”中，由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足而无法提供充裕的物质财富。社会财富的“寡”与“不均”，往往激起历史的沉渣和蒙昧，进而导向“虚幻的共同体”。经历了蒙昧时代到文明时代，普遍的交换关系激活和保存了生产力，促进物质文明繁荣发展。在“天然的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质性跃升中，人们逐步掌握了支配“物”的权力，进而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二是效法天地“自然运行”规律，提出“规矩方圆论”的社会秩序观。规矩乃方圆之至也，是建构良序社会的准绳。《孟子·离娄上》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社会法则是天道法则的延伸，“规矩方圆”可以看作是对“天圆地方”之“天下”空间结构的效法。以仁政之道治理国家，就是践行规矩方圆之道，就是推行德法并用之道。“德法之治”作为“修齐治平”的支撑结构和实现方式，依然是现代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民族国家需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世界各国需要共同维护共存、共荣、共赢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
    三是效法天地“平衡运行”规律，提出“中道和谐论”的共赢发展观。中道和谐思维体现了博大的天下情怀，是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礼记·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致中和”是对天地“平衡运行”规律的方法论遵循。“天下大同”理想，秉持“和而不同，允执厥中”的中道思维，彰显“以和为贵，有容乃大”的共存格局，追求“万邦和谐，万国咸宁”的共赢理念。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善于恪守秩序来彰显意义。中国率先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就是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反对“弱肉强食”和“丛林法则”，反对“穷兵黩武”和“强权独霸”，坚持“中道和谐论”的共赢发展观，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探索人类共存发展之道、和平共赢之策。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呵护人类“共存”的地球家园，树立世界“共荣”的发展理念，建立全球“共赢”的合作机制
    “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休戚与共”，呵护人类“共存”的地球家园。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旨意是“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人类“共存”的物理家园。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呵护人类“共存”的地球家园。时代越发展，越是要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无论是从传统走向现代中的“古今中西”问题，还是影响世界繁荣稳定的“东西南北”问题，其核心都是如何发展的问题。一是如何在有节制“物质变换”的同时保持全球生态平衡，共建共享“美丽地球”。二是如何在各自发展经济的同时实现整体的可持续性，共建共享繁荣稳定。为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需要坚持“休戚与共”，一起呵护人类“共存”的地球家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和衷共济”，树立世界“共荣”的发展理念。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这种独特思维方法，即“天人合一，允执厥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坚持“和衷共济”，克服共同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实现同样的愿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才会好。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为中国谋，也是为世界谋、为天下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和体现人类发展的价值共识，有助于超越“单边主义”和“零和博弈”思维，以新理念实现世界共荣发展。中国不仅在发展理念上积极倡议，而且通过“一带一路”等具体行动来践行之。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同舟共济”，建立全球“共赢”的合作机制。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这就要求各国坚持“同舟共济”，通过协商对话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包容、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的新型合作关系，建立全球“共赢”的合作机制。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就是推动建设一个具有机制约束力和道德规范力的“全球机制”，旨在解决全球问题，增进人类共同利益。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诸如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贸区、博鳌亚洲论坛、亚太经合组织、南南合作等，就是为双边多边合作发挥“黏合剂”作用，为中国和世界各国打造“共赢”发展的“双引擎”。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共享发展理念的社会主义特质与实践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