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企业主导型特色小镇

    国内特色小镇出现跟风建设潮，特色小镇“特而不特”“小而又全”。特别是随着各地方政府小镇发展政策指导意见的蜂拥出台，全国规划建设的小镇已经超过1600个，大量特色小镇缺乏明确和差异化的产业定位，过度依赖政策激励，重建设而轻考核，可持续发展堪忧。2016年和2017年国家住建部推出了中国特色小镇评选，分别认定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等127个镇、北京市怀柔区雁栖镇等276个镇为中国特色小镇。这类小镇都是传统的行政建制镇，是在经济发展、旅游环境和传统文化建设等方面具有一定特色的小城镇。而在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关期，突显新产业特色、推动产城融合和城乡融合的特色小镇尤应得到关注。调研发现，在浙江特色小镇实践中，平台企业主导型的特色小镇最具活力。它们既非建制镇，也非产业园区，重点突出特色产业发展，同时又具有文化内涵和社区发展空间平台的功能，是产业、科技、社会和自然共生发展的组织形态。
    2015年4月，浙江省政府正式出台《关于加快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指导意见》。经过三年多实践，浙江已形成省级特色小镇、省级创建小镇和省级培育小镇的发展梯队体系。其中，省级创建小镇已达106个，正式命名的省级特色小镇两家。浙江特色小镇建设的核心理念是“产业特而强、功能聚而合、形态小而美、机制新而活”。由此建立的政府服务、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建设机制，彻底改变了“政府干、市场看”的传统局面，表现出较强的市场活力。目前正式获得省级特色小镇认定的杭州云栖小镇和梦想小镇，均属于平台企业主导型特色小镇。云栖小镇由阿里云和富士康等构建的创新服务平台主导，梦想小镇则由阿里创新、湾西和良仓等构建的创业孵化平台主导。云栖小镇注重大数据、云计算领域的技术创新，梦想小镇注重电商、游戏等领域的模式创新。两者共同之处是都采用平台架构，作为双边市场，对接供方要素资源和需方企业用户。通过有效的平台治理激发网络效应，大幅提升了小镇的发展效率。政府则做好道路、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服务工作。无论平台企业还是政府运作都更多采用市场化机制，避免直接的政策干预。
    平台企业主导型特色小镇与传统产业园区的根本差异在于，特色小镇更加注重原始创新孵化，而不仅仅是大规模产业化。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的是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转移，立足人口红利实现快速增长。当下，一方面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全球产业转移更多地向东南亚和非洲等地区推进。另一方面，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发展推动产业革命背景下，大量新兴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都处于探索之中，中国不能也不应该再依靠产业转移，而是需要与发达国家共同孵化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因此，产业发展需要从大规模产业化的后端走向产业孵化的前端，这必然要求产业组织模式的变革。平台企业主导型特色小镇的总体架构，是一个由平台供方、平台企业和平台需方构成的创新孵化系统。平台企业是平台基础区块的构建者和供给者，一般是行业龙头企业，如云栖小镇的阿里云和富士康。平台企业利用自身积累的资源和能力，建立一个特色小镇内所有企业都可以接入使用的基础共享区块，在区块上帮助平台供方和需方实现链接。平台供方为新兴企业和产业孵化提供所需要的资源和能力要素，例如行业资源、金融资源、空间资源和创业能力。平台供方既可以由平台企业提供，也可以是外部的供应商。平台需方则是特定行业内开展新兴技术和商业模式探索的创业企业，如杭州云栖小镇的平台需方是集中于云计算、大数据行业的创业企业。
    与一般消费电商平台的不同在于，特色小镇平台架构不单单是一个交易功能平台，而且具有极强的创新属性，需要利用平台基础架构实现多主体之间的协同创新，具有交易和创新的多功能架构。一方面，交易功能平台架构促进资源配置。具有双边市场特征的交易平台是产业实践中的主导平台类型，通过促进供需双方的直接相连，能够大大提升交易效率。当平台用户数量突破临界规模后，激发的平台网络效应，能使进入平台的用户获得更大收益。平台运营商作为平台的治理主体，通过规则设计，可以实现对平台参与者优胜劣汰式的“生态更新”。另一方面，创新功能平台能促进多边互动式协同创新。特色小镇创新平台的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打开以往产业园区相对封闭的创新体系，实行理念变革，围绕平台吸引产业基金和外部孵化装置的进入，打造创业孵化生态环境。二是注重对已有产业链资源的重组和利用，实现“互联网+”与“+互联网”的协同创新，这是与传统众创孵化空间的重要不同，也是优势所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平台企业主导型特色小镇的治理机制及政策研究”（17CGL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树人大学管理学院；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