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产业转型升级的变与不变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变化”“产业在国际间梯度转移”“产品高附加值持续创造”“不同产业加速融合发展”等方面。然而，在我国过去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问题，如部分产业结构性衰退和结构性繁荣并存，部分产业始终处于产业链“被锁定”的低端，部分产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等，表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模式可能已无法适应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如何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自身的创新和突破，是理论和实践必须回答的问题。其中，妥善处理新时代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变”与“不变”，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个前提。
    高精尖产业的引领作用日益突出
    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实践密切相关。当前，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动能逐渐集聚、新经济多点开花、新业态层出不穷，沿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分析范式，对未来作进一步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了现实指导意义，迫切需要审视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新变化。
    第一，从关注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变化向着力高精尖产业的引领作用转变。数据显示，我国一、二、三产业产值比重已从1978年的27.7%、47.7%、24.6%转变为2017年的7.9%、40.5%、51.6%。其中，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在2006年达到高点后处于下降趋势，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在2015年就已突破50%。近几年的经验事实表明，以高新技术为基础、技术关联特征更广泛、拉动产业链范围更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更高的高精尖产业，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引领作用更为突出。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2017年区内规模以上高精尖企业数量超过2000家，在高新技术企业总数中的比重不到1/6，但以信息、科研、教育、金融为代表的高精尖产业增加值在地区增加值中的比重为65%，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76%。
    第二，从产业在国际间的梯度转移向新经济产业的全球辐射转变。研究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就积极融入国际生产网络，逐渐承接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尽管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扩大，但直到现在，发达国家仍然掌握着高端的关键核心技术，对我国转移的多数是低端的、过时或落后的生产环节或行业。近几年的经验事实表明，以分享经济、创客经济、平台经济、枢纽经济等为代表的新经济产业的蓬勃发展，能够为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转变角色产生更为积极的推动作用。如阿里巴巴、蚂蚁金服、滴滴出行、ofo、摩拜、中国中车等企业，依靠投资、技术输出、并购、设立分支机构等手段，在泰国、韩国、新加坡、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拓展扫码支付、共享单车、网购和高铁等业务。
    第三，从产品高附加值持续创造向高端资源的全球配置转变。实践证明，全球价值链体现发达国家的利益意志而忽略不发达国家的话语诉求，强调纵向分工间的约束机制而弱化低端企业内生性成长的激励机制，因此，发达国家长久以来占据着高端位置，而我国则始终处于“被俘获”“被锁定”的中低端。近几年的经验事实表明，产品高附加值持续创造的背后是竞争优势的动态加强，而后者又起因于高端资源的全球配置。以高端人才资源为例，2015年美国高等教育共吸引了90.73万名外国留学生，其中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来自中国（32.1%）、印度（12.4%）、韩国（7%）、沙特阿拉伯（5.9%）、加拿大（3.1%）；同年我国高等教育共吸引了39.76万名外国留学生，其中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来自韩国（16.8%）、美国（5.5%）、泰国（5%）、印度（4.2%）、俄罗斯（4.1%）。可见二者差异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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