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理性、经济理性与传统经济模式

    近几十年关于明清经济史的研究足以说明，商品经济在晚明以降得到较快发展，市场逐渐成为其中的重要驱动。然而，对于这一经济形态和制度的变化与以小农为主体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生产效率的作用等关键问题，学界仍缺乏足够的共识。
    除实证性的证据尚属薄弱外，在方法论上，对于如何分析小生产者的行为也存在分歧，焦点之一就是“小农理性”与经济学所持之“经济理性”的对立。然而，当历史学、社会学乃至各种当代研究提出此类异议时，经济学者通常认为它们和理性假设无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难以对话的分歧？兹就“小农理性”的学术史略作梳理，以期增进相关讨论，或助于对传统经济模式的理解。
    “小农理性”的提出及其理论影响
    “小农理性”源自20世纪20年代恰亚诺夫（Chayanov）对俄国农民经济的研究。在分析方法上，恰亚诺夫最重要的洞见是，农民乃生产者、消费者合一，且采取家庭劳动的经济组织。这使家庭农场有别于用资本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按当时的术语）企业，而后者正是当时的经济学分析里对生产者的标准处理。既然如此，农民追求的也就不是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而是根据其主观评价来进行劳动决策。同时，恰亚诺夫继承了源自奥地利学派的边际分析，由此得到劳动决策的最优条件，即边际上增加一单位收入所付出的劳动辛苦程度与该单位收入带来的家庭满足程度在主观评价上相等。可见，恰亚诺夫的经济学贡献是显然的：建立了一个不由要素市场配置劳动的模型。由于市场配置和自给自足配置在理想情况下的等价性，该模型可以用来简化对市场配置的理论分析；至于“理性”层面的贡献，则是把劳动（反过来即闲暇）及生存需要放入生产者的效用函数。
    然而，恰亚诺夫的贡献为主流经济学接纳的过程并不顺利。虽然他的著作在当时就传入了德、日等国，但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学者将其模型数理化，并通过英文发表，才引起西方经济学界的注意。到了80年代，美国农业经济学的主流已经接受恰亚诺夫的理论。例如，辛格（Singh）等人编著的《农业家庭模型》（Agricultural Household Models）一书就有专门的章节予以介绍。这意味着自恰亚诺夫的研究诞生起，其间有数十年，主流经济学的农家模型与恰亚诺夫是分道扬镳的。其中，舒尔茨（Schultz）《改造传统农业》这一初版于20世纪60年代、影响深远的著作就未受恰亚诺夫的影响，至少该书评价农家要素配置效率时所用的方法仍然暗含了雇佣劳动和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假设。此外，美国经济学界自有研究家庭经济的传统。自里德（Reid）于1934年出版《家庭生产经济学》（Economics of Household Production）至贝克尔（Becker）对家庭决策的广泛研究，生产者、消费者合一及引入劳动时间的思路在主流经济学里已不罕见。或许也正因此，农业经济学以外的主流经济学对恰亚诺夫并不熟悉，他的贡献在一般的经济学教科书里罕有提及。
    无论如何，恰亚诺夫率先应用更加现代的经济学方法分析农家决策。所谓的“小农理性”与“经济理性”间的对立，毋宁说是前者的超前所致。考虑到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理性”无非是对偏好以及效用函数的一般性设定，建立在恰亚诺夫理论上的“小农理性”，不但满足了“经济理性”，而且比利润最大化这一假定更接近“经济理性”的本质。
    “小农理性”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恰亚诺夫的农家效用纳入了生存或糊口因素，由此提出了“自我剥削”等富有吸引力的概念，因此在经济学以外的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1976年，斯科特（Scott）结合恰亚诺夫的理论，在其所著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提出了以规避生存风险为基础的道义经济。随后，经由黄宗智的两部重要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恰亚诺夫与斯科特的理论进入我国学界。在黄宗智的“过密化/内卷化”理论里，明清以降的商品经济发展是小农在“人口压力”下的“自我剥削”，体现为商品化的手工业始终与劳动报酬较低的家庭副业相结合，而未能发生经济结构的演变。
    随着“过密化”理论的传播，“小农理性”的概念也广为使用。在理论阐述上，斯科特谨慎地提到“自我剥削”已能由当时的标准微观经济理论来解释，黄宗智强调了恰亚诺夫与舒尔茨在理论上的对立，并用“小农理性”批判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经营假设。由此，利润最大化成为与“小农理性”对立的“经济理性”，传统的经济学方法看似不适用于小农行为的分析。同时，由于恰亚诺夫的贡献没有被主流经济学界重视，我国的经济学者并未对“小农理性”进行严肃的学术分析。
    “小农理性”有助揭示传统经济模式
    如果说“小农理性”其实是“经济理性”在小农上的具体体现，那么，用更一般的农家经济分析代替“小农理性”是否有实质性的意义？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小农理性”严格来说不能推出家庭劳动以及自给自足。如前所述，它们实属不同方面的假设。换言之，“小农理性”本身亦不能准确概括“小农经济”的实质属性。相反，标准的经济分析能将恰亚诺夫所表述的劳动的边际效应进行分解，有助于澄清各种假设的确切含义。例如，易被视为小农经济特有属性的“自我剥削”，对雇佣劳动未必就不成立：当劳动通过竞争性市场进行配置时，工资的替代效应、收入效应等共同作用也能产生异曲同工的“向后弯曲”的劳动力供给曲线。这样的话，即使观察到“自我剥削”，也难以由此推出传统经济中劳动力市场的缺失，更不能推出小农不会对市场做出反应。
    其次，通过更一般的经济分析就会发现，“小农理性”和利润最大化之间也不是绝对对立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双轨制下粮价与粮食生产关系的讨论里，有西方经济学背景的学者提出，即使市场出售的余粮比例低于征购，市场价格仍是真正影响粮食生产的边际价格。这在解释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过，随后的研究表明，如果农民的效用函数是风险规避的，而非风险中性的（退化为利润最大化），并非边际价格的征购价也可能对产量起作用。也即，利润最大化反映的是均值或一阶矩上的效应，风险规避型效用函数则引入了二阶矩上的效应，它们是综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显然，“小农理性”强调的风险因素和利润最大化强调的逐利性可以在经济分析中叠加在一起，并获得更大的解释力。在理解传统经济模式时，这一点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既可以看到农民对相对价格变化的灵活反应，也可以发现宗族、会社等保护性的中间组织在商品化的过程中不仅未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
    可见，“小农理性”本身有其学术价值，严格的经济分析使其价值得到更好的发挥，两者之间并无实质对立。同时，“小农理性”是一个在复杂的学说史中形成的概念，厘清它的含义，有助于我们分清具体哪些对小农效用、技术、制度的设定带来了现有的解释，从而通过有限的经验观测更有效地理解传统经济模式。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