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治理：中国场景下的政府治理范式转换

    3 中国政府精准治理的实践
    3.1 精准扶贫：结构化数据集成+精准服务递送
    中国转型于传统农业国家，贫困人口众多。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国将大幅增加扶贫投入，出台更多惠及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政策措施，在扶贫攻坚工作中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坚持中国制度的优势，注重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六个精准”[30]。精准扶贫由此纳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国家根据减贫形势变化不断调整扶贫治理体系，坚持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扶贫开发与区域发展相结合、片区扶贫与插花扶贫相结合、普惠性政策与特惠性政策相配套、扶贫开发与社保制度相衔接的中国特色农村扶贫开发道路。
    以贵州省为例，作为全国脱贫攻坚任务22个省份中脱贫任务最重的省份，自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以来，从扶贫成效看，截止到2015年底，贵州全省贫困人口较上年贫困人口减少130万，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的33.4%降至14.3%，是全国减贫人口最多的省份；从扶贫经验来看，贵州省自启动实施“大扶贫战略行动”以来，在坚持“六个精准”，实施“五个一批”重要方略的基础上，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助推精准扶贫战略的政策措施，特别是明确了全省精准扶贫的奋斗目标、着力重点和具体措施；从扶贫行动来看，贵州省积极实施了“33668”扶贫攻坚行动计划，针对生态环境脆弱、贫困程度较深的石山区、深山区等地区，实施异地扶贫搬迁工程，同时，还切实推进小额信贷、雨露计划、教育扶贫等行动；从扶贫手段来看，“大数据”、“大扶贫”已成为贵州省主战略，2015年贵州省启动了“大数据精准扶贫运营管理云平台”建设，采用大数据技术采集、比对内外部数据，依据贫困发生率和四看法的衡量指标，以GIS(地理信息系统)作为主要展示手段，直观地反映贫困人口的分布情况、致贫原因、帮扶情况、脱贫路径以及脱贫情况，不仅有效提高了贫困识别的精度，而且还可以利用大数据开展贫困监测和服务递送的评估。贵州“扶贫云”平台已于2015年12月25日正式上线运行。“扶贫云”平台融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数据挖掘、数据管理、数据运用等功能为一体，借助“扶贫云”，以大数据贯穿“识别-决策-匹配-帮扶-管控-服务-退出”的精准扶贫全过程，借助Web后台管理端、手机APP端、大数据监控系统和客服坐席等多种终端和手段协同，使扶贫工作做到24小时不间断、360度全覆盖，实时监测贵州省、市州、县、镇、村包含的贫困人口总数、贫困户总数、贫困发生率以及贫困人口构成情况，用大数据甄别贫困人口、用大数据管理扶贫项目和资金、用大数据开展贫困监测和评估。通过扶贫攻坚贫困人口监测，实现贫困人口的精准定位，全面监测贵州省贫困人口状况。
    3.2 公共安全治理：技术驱动+防患未然
    公共安全治理一直是技术驱动最明显的治理领域之一，由于其目的是抵制破坏安全的行为，诸如物联网全天候监控、医学大数据等技术较早就已经在该领域成功应用。以DNA数据库为例，自1998年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向国家计委申请并完成了“中国犯罪DNA数据库模式库”项目以来，在几乎与此同时的数年间，上海、广州、北京、南京、湖北、江苏等省市公安部门也纷纷开展了地区性DNA数据库项目的建设工作，并建立了各自的地区性的DNA数据库[31]。截止到2015年底，全国公安系统已经建立起约五百家DNA检验实验室，每年受理案件数百万起，其中包括众多全国范围有影响的重特大案件。如：在贵州的一起恶性杀人案件中，通过DNA鉴定排除267名嫌疑人后最终锁定了真凶；在湖北“6·1”沉船事故善后处理过程中，通过DNA鉴定迅速确定了遇难者身份；在“周克华苏湘渝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8.23天津危爆品爆炸案”中，DNA检验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32]。
    通常在公安机关DNA数据库中包含五个基本数据库。一是储存有性暴力犯罪前科的犯罪嫌疑人的前科库，可称为“重点人群库”；二是存储犯罪现场中遗留的有价值的各类生物学检材DNA分型数据的现场物证库；三是未知名尸体DNA库；四是失踪人员亲属DNA库；五是主要存储各基因座的染色体定位、有关群体的基因频率和基因型资料、有关法医学应用参数的基础DNA数据库[33]。常规DNA数据库是“点对点”的比对模式，物证的数据一旦比中数据库中前科人员时，即可立刻获得人员信息，但当物证数据在库中未匹配时，则只能起到固定证据的作用，无法对侦查破案提供有力支持。近年来，基因领域的研究进展使Y-STR数据库迅速发展并提供了新的比对途径，Y-STR数据库提供的是“点对面”的比对模式，匹配后可以进行嫌疑人家系的推断甚至姓氏的推断。因此，通过将未破案件进行Y-STR检验，可将DNA检验技术对侦查破案的支持发挥到极致[34]。轰动一时的“白银案”的告破就是运用Y-STR数据库的典型案例。Y-STR是人类男性所特有的按父系单倍遗传的基因，故又称“姓氏基因”。迄今，科学研究已经确认的STR位点有200多个，如果两个人有4个Y染色体的STR位点完全匹配，则他们拥有共同父系祖先的概率接近95%，如果有5到9个STR位点完全匹配，他们拥有共同父系祖先的概率接近100%。“白银案”的告破缘于与嫌疑人高承勇同姓氏的远房堂叔因行贿被监视居住，警方依法对此人采集了血样。经Y-STR检测分析后，此人遗传数据与违法犯罪人员DNA数据库中的白银案嫌犯的Y染色体吻合度较高。这表明案犯与此人有相同的Y染色体遗传基因，故确定嫌犯应该也是一名高氏男性，经过排查，高承勇的嫌疑较大，于是，警方再次提取了他的指纹和DNA，与当年命案现场留下的DNA和指纹进行对比，就此确定了他的嫌疑人身份[35]。
    以Y-STR数据库为代表的个体DNA数据库保留了治理个体的特异性个体信息，当全覆盖的(或如Y-STR数据库那样先覆盖部分地区)DNA数据库完成后，破案率将达到几近100%，巨大的威慑作用将对犯罪行为产生有效的警示作用，由于相当大部分严重刑事暴力罪犯都是因抱有侥幸逃脱的幻想才会实施犯罪的，而新技术(如后面将会提到的物联网监控系统、基因技术等)在安全治理领域中的应用，将会最大限度地消灭这种幻想，进而提高安全治理效率，减少治理成本，起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
    3.3 其他精准治理实践
    本文总结了当前中国政府的一些典型精准治理实践(参见表1)，虽然无法覆盖所有领域，但可以看到，在社会治安、智慧交通、社区(网格)治理、环境保护、政务服务、市场监管、公共卫生、司法公正、小城镇建设等诸多政府治理领域，以精准确定个体信息并对之进行技术化分析以得到治理需求的政府治理实践，正在中国的政府治理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由此，我们指出，当前的中国政府治理实践正在趋于形成一种不同于传统范式的政府治理范式——精准治理，这对于治理能力不均衡的中国各地方政府而言，可以摆脱追随西方治理范式的束缚，实现政府治理范式在中国场景下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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