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治理：中国场景下的政府治理范式转换

    5 有待深入思考的问题
    5.1 制度价值观的重塑
    自由主义、自发秩序、民主等一直以来都是西方世界所珍视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价值观，是西方世界不惜牺牲效率来捍卫的，然而即使在西方社会内部这些价值观也经常被诟病。这里我们希望通过中国政府对“精准治理”的推广与践行来引发对这些价值观的重新思考。在“精准治理”范式下，政策需求来自对集成化的精准个体信息的挖掘，治理主体的政策备选集合来自以往治理实践的知识推理，治理主体的政策选择行为由问责机制约束和规范，我们不会希冀“哲学王”的出现，我们只是认为在“精准治理”的政府治理范式下，对治理需求的判断、治理政策备选集的推理、决策主体的政策选择都最大程度地避免了主观行为。在这样的政府治理范式下，从政策需求的发现到政策备选集合的生成都来源于对个体信息和历史知识这些底层元素的挖掘与推理，因此，从这些政策备选集合中选择的治理政策实质上是自下而上的和历史依赖的，而不是基于有限知识主观建构的，因为大数据挖掘与分析已经超越了所谓的社会计算对复杂社会-经济系统的无力感——需求已经被经意与不经意地表达在了个体信息之中，“精准治理”所做的只是去发现它们，民主不再履行传统的制度程序，而是通过技术渗透在治理过程之中，这里的确缺少了民主过程的“仪式感”，但也“省略”了集束效应带来的冲突与延宕，这是不是也缓解了罗伯特·达尔所说的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呢？
    5.2 技术伦理问题
    “政府治理知识源集成网络”整合了多源异构的底层个体信息，而数据挖掘和知识推理技术的应用，不可避免地将触碰到个体的隐私问题。隐私是个体不受打扰的权利，是不愿他人干涉与侵入的私人领域，精准治理的施行将会引发对数据伦理的思考，如对个体信息的采集应该到哪个层面，对信息的挖掘和预判应该到什么程度，以及分析结果应该怎样使用等等，甚至更进一步地，治理个体不经意行动表现出来的需求，是不是主观希望公开实现的需求，对政策需求的预测与社会的“前问题”治理会不会是一厢情愿式的过度治理和令人有侵犯感的治理，进而从长远上造成社会个体在行为表达上趋于内敛？此外，对信息的可及性与信息垄断、信息安全性、数字鸿沟等一系列技术理论问题也需引起重视，虽然这些问题不尽以“精准治理”的施行为前提，我们仍需制定趋于保守的技术标准、制度、法规以发挥其规范和约束作用。
    5.3 政府的权力边界
    精准治理虽然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治理主体的主观行为，但从政策备选集合中遴选出适宜政策的时候，其行为仍有相机抉择的成分，选择哪个政策，何时施行政策，以什么力度施行政策，这些虽然在政策备选集合中会根据推理结果做出推荐序列和建议，但治理主体仍可能以“知识推理的数据不完全、未能穷尽所有之可能、尚有突发因素之存在”等等为借口推翻政策备选集合对其相机抉择的制约，进而可能产生对治理个体自由的侵犯。然而基于精准治理的机制，一方面大数据挖掘及知识推理技术的发展已经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上述情况的存在，另一方面，也的确应在治理主体的考核制度上对其行为进行有条件的限定(如相机抉择错误的一票否决制)，进而在制度上避免政府权力的越界滥用问题。类似的对政府权力边界的思考，洛克、孟德斯鸠、斯密、洪堡以及密尔等古典自由主义学者都已有针锋相对的发明承继，我们认为，在制度上对政府权力边界进行有效的界定，仍需在最大限度地参考以上思想家观点的基础上，在中国场景下寻找最有效率的办法。
     
    （原文刊于《公共管理学报》(哈尔滨)2017年第1期）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