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实推进实体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2.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表现
    在充分认识到经过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性实体经济大国，党的十八大以来实体经济又取得新发展成就的同时，还必须看到，伴随实体经济规模迅速扩张，实体经济发展也积累了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日益显现，庞大的实体经济总量与低水平的实体经济质量呈现巨大反差。一方面，实体经济自身存在供需结构的不平衡，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高质量的实体经济供给尚不充分；另一方面，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发展不平衡，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质量提升的支撑服务不充分，整体经济呈现出“脱实向虚”的倾向。这两方面互为因果，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实体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具体到实体经济核心部分的制造业，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问题为大而不强，呈现出中低端和无效供给过剩、高端和有效供给不足的结构性失衡。从产业结构看，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不够，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的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并长期存在，“去产能”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之一；传统资源加工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占比还比较高，高新技术制造业占比还比较低；主要制造行业长期锁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低端，附加值较低；产业融合能力还有待加强，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水平、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从产业技术能力看，“工业四基”能力还有待提升，传统制造业中的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生产，一些重大核心关键技术有待突破，新兴技术和产业在全球竞争中的制高点掌控不足。从产业组织结构看，制造业产业组织合理化程度有待提升，存在相当数量的“僵尸企业”，优质企业数量不够，尤其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制造企业几乎没有。虽然从资产规模、销售收入等规模指标看，中国已涌现出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但这些企业更多是规模指标占优，在创新能力、品牌、商业模式、国际化程度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和不足，与欧美国家的世界500强存在明显差距。从产品结构看，产品档次偏低，标准水平和可靠性不高，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的产品的供给能力不足，高端品牌培育不够。中国出口商品已连续多年居于欧盟、美国通报召回之首。在全球知名品牌咨询公司Interbrand发布的2016年度“全球最具价值100大品牌”排行榜中，中国制造业产品品牌只占有2席。
    从虚拟经济与全部实体经济发展关系看，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问题是金融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持和服务不够。近些年，相比虚拟经济，实体经济总体投资回报率较低，一方面是因为实体经济质量不高，另外也有实体经济税收负担重、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等原因，还有金融监管机制和资本市场机制不完善、房地产市场缺乏长期有效稳定机制等原因，这都在主观和客观上强化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回报存在的极大反差，进而导致虚拟经济倾向于偏离实体经济，在体内自我循环，造成在货币投放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实体经济发展却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局面。这表现在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日益降低，实体经济主体部分下降最快，2011年至2016年下降了7.4个百分点，实体经济核心部分占比也下降了将近2.0个百分点，全部实体经济下降了2.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迅速提升，2011年至2016年提高了2.8个百分点，其中金融业占比迅速提高了2.1个百分点，而且2015年和2016年连续两年占比都达到8.4%左右。
    化解上述实体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解决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推进实体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实体经济自身优化升级的需要，更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对于一个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而言，之所以容易陷入经济长期低迷的“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在这个阶段存在上述由实体经济发展不能够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引起的效率损失，这是工业化进程中从高速度工业化向高质量工业化转换过程的“效率鸿沟”。“效率鸿沟”的存在，加大了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要跨越这个“效率鸿沟”，避免经济危机，并非易事。世界工业化史表明，许多国家因无法实现这个转换，开始“过早地去工业化”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有为数不多的后发国家真正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成功的经验是，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实体经济发展质量，从而促进整体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因此，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化解实体经济高速增长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提高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和效率，是决定中国经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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