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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基金会的情况正好相反。盖茨在基金会的正式头衔是联席主席，和他的妻子和父亲共同担任，但他的真正职务是基金会的首席战略思想家。盖茨有很多点子，尤其是在科学事务方面。和大多数做慈善事业的人不一样，他不仅仅想消灭疟疾和艾滋病，他还想了解免疫学的具体知识。他想了解，在改造植物基因、增强抗寒性时，在分子层面上发生了什么。他坚持要知道，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在成为寡妇后就被剥夺房产的法理究竟何在。米尔沃德说﹕“这就是比尔的思考方式。他总是对世上的重大规律感兴趣，尽可能地在每个层面上了解它们。比如，今年我就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其中就讨论了玉米价格、农作物收成和因生产酒精导致的粮食短缺。在结尾处，比尔说﹕‘我实在需要对磷肥有更多的了解。’”
1985年 盖茨在与两个最得力的助手史蒂夫•鲍尔默﹑乔恩•舍利﹙Jon Shirley﹚商议。鲍尔默和舍利分别离开宝洁﹙P&G﹚和 Tandy Corp.加盟微软。
盖茨新工作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更多地在公共场合露面，向政府和企业施加更大的影响，让他们为全世界的穷人做更多的事。他说﹕“我有接触大公司的特殊能力，可以请他们不仅填写支票，还贡献出更多的创新力量。我的时间有一大块是和制药公司、手机公司、银行、技术公司交流，还有和别的有幸得到巨额财富的人谈话，讨论他们将财富回馈社会的愿望。”
这不能理解成筹款─相反，基金会计划到本世纪末用完自身的 1,000 亿美元捐款。盖茨说的是为富豪阶层树立一个榜样。微软前高管、刚被任命为基金会 CEO 的杰夫•莱克斯﹙Jeff Raikes﹚认为，这一努力对世界的影响与基金会自身的工作同样重大﹕“他有绝好的机会让其它亿万富翁思考﹙慈善活动的﹚流程、结构和最佳实践，帮助他们形成思路。”
盖茨竭力强调，尽管他的职务活动更活跃，但“我不是基金会的 CEO，杰夫是 CEO”。当 CEO，并不是他想花时间去做的事。“即便现在，基金会的人也在接收我的大量邮件，但 9 月 1 日以后，他们会收到更多，因为现在我能够去上课，读更多的书，见到更多的聪明人，然后有更好的点子。”
年轻时代，盖茨严厉的理想化作风表现为他的固执己见、异常冒昧以及不跟傻瓜浪费时间的性情。大多数曾与他近距离共事的人，都能回忆起不止一回他对某个看法或点子做出如下的反应﹕站起身来，嘴里“切”、“切”个不停，并说﹕“这是我这辈子听到过的最愚蠢的事情。”
他并没有失去这种恃才傲物的秉性。但在慈善工作中，他有时会处于相反的位置。毕竟，他不是微生物学家或遗传学家。而且，随年龄的增长和性格的成熟，盖茨承认错误和承认无知的能力已经大大提高。他的伙伴米尔沃德说﹕“一般的 CEO 需要保持正确，或者说他需要保持看上去正确，而不需要保持真的正确─比尔不是这种人。刘易斯和克拉克﹙Meriwether Lewis，William Clark，两位美国著名探险家─译注﹚大部分时间都在迷路。如果你的探险理念是时刻要知道你在哪里，永远保持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舒适范围之内，那你就不会有疯狂的新举动。你一定上要感觉困惑、心烦，认为自己很愚蠢。如果你不愿意这么做，你就无法越过雷池。”
这说明了盖茨新生活的第三个方面─给那“世界一流的好奇心”一些驰骋的空间。他一直在有计划地阅读和学习。这是他的天性。他的父亲和姐妹回忆说，比尔在很小的时候就因为忙“思考”而拒绝到餐桌边吃饭。但由于多年来他一直在打造微软，他的视野必然变得狭窄起来。将他从狭窄思维拉出来的最重要一次经历，是他在 1991 年 7 月 5 日与沃伦•巴菲特的第一次会面。且听盖茨讲述﹕
妈妈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要我出门到胡德海峡参加一个独立日烧烤会，因为她想让我见见沃伦•巴菲特。我说﹕“妈妈，我在工作。”但她坚持要我去。我只好乘坐直升飞机，这样，我就能在那里待两个小时后迅速返回，搞我的软件。
随后我见到了沃伦。我想﹕“哦，哇！这个人不光买卖股票和公司。他还在思考世界怎样运转。”他问了几个我一直想让别人问我的问题。为什么 IBM 不能做到我们做到的事﹖软件怎样定价﹖为什么一个公司要有防御阵地﹖他想了解行业的动态。对我来说，这和“你的公司值多少钱”一点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