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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原有4个一线城市及新增4个一线城市的城镇化水平对比
每经记者 冯彪 每经编辑 陈旭
12月13日，由华夏经济学研究发展基金会和每日经济新闻共同发起的“国际一流城市论坛”正式启动，首次研讨会聚焦新一线城市，与会专家既有官方智囊，又有民间高参；既有资本圈的大佬，还有企业界的名人，可谓一场跨界的盛会。
这不是一次务虚的神仙会，而是一次实干的碰撞会。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重新审视中国的城市发展格局，尤其是一线城市的布局问题，都到了一个不容出错的十字路口和不容错失的时间窗口——短期看，它正好应对当下一线城市狂飙突进的房地产泡沫现象，打造更多新一线城市并合理布局，有助于平衡房地产供需，推进资本由虚转实；长期看，在中国经济增速换挡节点、结构调整节点，新一线城市崛起有助于打破现有一线城市的人才和资源垄断，促进区域均衡发展，重塑中国经济新动能。
在“十三五”时期，我们需要一批新的国家中心城市来承担国家战略、承担服务功能，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五大国家级城市群，而这又与新一线城市的定位和角色多有契合之处。这次研讨会的真正价值也正在于此，即为“重塑中国经济新动能”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探索方向、寻觅真知。而这只是一个开始。“国际一流城市论坛”的宗旨，是希望能建立一个推动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推动新一线城市崛起的长期机制。每经将继续参与、长期关注并乐见其成。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展开中国地图，650多个城市点缀其间，争相闪耀。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众星拱月，人物荟萃。
然而，人口承载已近极限的4个一线城市恐难担负起城镇化更高的期待，中国之大，一线城市也并非只能“偏安”东部一隅，正在崛起的新一线城市将成为中国经济新引擎。
“增加一线城市数量，把一线做好，让一线带二线，二线带小城镇，在经济意义上，能够让中国经济再飞越20年。”12月13日，在由华夏经济学研究发展基金会和每日经济新闻主办，每经智库承办的“新一线城市研讨会”上，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在此次会议上，姚余栋和民生证券副总裁、研究院院长管清友二人共同发布“梯形城镇化理论”，认为中国应放弃“三角型”（一个首位城市）城市发展路径，应该走“梯型”（多个首位城市）城镇化道路。
新一线城市消解房地产泡沫
从发达国家城市化规律来看，也显现出人口向大城市聚积的特征。管清友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2015年，日英法美韩等国人口规模排名在前四的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日本占51.5%，韩国占37%，英国占24.9%，法国占22.6%，美国占14.7%。“但我国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常住人口目前占到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大约是5.2%，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即便是考虑到整个人口基数比较大的背景，我国大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也还是不够的。”
当前，我国建制市达650多个。在一线城市资源优势影响下，去年底到今年上半年，北、上、深房价再度快速上涨。
作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前所长的姚余栋，更多从金融领域考虑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他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前研究城镇化，似乎对泡沫这个风险考虑是不充分的。”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历程中，随着人口向大城市集中，都伴生了地产价格的大幅波动，经济增长、城镇化、地产泡沫，三者相伴相生、如影随形。
国家信息中心房产信息处副处长高聚辉认为，城镇化过程中出现地产泡沫，其中既有城市之间发展不均衡、资源分配不均衡的因素，也有社会投资性资本推动的因素，还有一些市场长效机制建设不完善的因素。
如果城市人口不多，就难以吸引更多资源聚积，难以发挥城市规模效益。“一味强调大与小都不合适。过大有房地产泡沫风险，过小则缺规模经济性。可控的‘大’与多个‘可控的大’可能是出路。一线城市人口应保持在2000万~2500万。”姚余栋说。
国际上有关城市规模的实证研究发现，任何一个城市的位序与其人口规模的乘积等于一定区域内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这一规律被称为“齐普夫定律”。
管清友表示，当前只有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情况下，假定每个城市2000万人口，每个层级8000万人。若设置8个层级需1020座城市，容纳6.4亿人，城镇化率只有46%，并不能满足中国城镇化需求。
基于此，姚余栋和管清友认为，应该改变只有4个一线城市的“金字塔”式城市规模布局，将一线城市增至8个，形成“梯型”（多个首位城市）城镇化道路。
“在一线城市2000万人口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新增4座一线城市，根据齐普夫定律，这样一来，通过设置6级共504座城市，可以容纳9.6亿人，占目前总人口的70%。”姚余栋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
高聚辉也认为，新一线城市的形成过程，会自然地改善这些城市的基础设施、产业规模、资源环境等，提高其对人口的集聚作用和吸引力，减少现有一线城市的人口涌入数量，缓解房价压力和泡沫风险。
新一线城市打造经济新动能
除了消解目前一线城市存在的房地产泡沫，新一线城市的崛起还将为中国经济打造新动能。
在管清友看来，城市定位提升或者城镇功能明确后，有助于吸引人才和资本的进入，对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公共服务的需求增加是显而易见的，也有助于发挥规模经济效益，还能通过辐射效应，通过产业转移、培育配套产业等方式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1997年重庆市升级为直辖市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远超全国平均水平。深圳升级为经济特区后，经济迅速崛起。1990年浦东开放，带动了上海市的经济发展，进而辐射到整个长三角地区。”管清友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举例说，在打造新一线城市过程中，也会通过调整中央地方关系，向城市下放更多立法权、行政管理权、金融监管权，这些措施会通过各个渠道促进经济的发展。在这方面，上世纪80年代深圳特区建立后经济管理权限不断提升，叠加区位优势，铸造了世界罕见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奇迹，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管清友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形成了“四大经济板块+三大支撑带”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区域发展理念是协调发展。新的一线城市在建设过程中，将成为区域增长极，也符合均衡发展的战略要求。
当前，在我国旧动能乏力，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我国正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通过去产能、补短板等措施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
总体而言，我国各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发展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一线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高于其他地区。在管清友看来，打造新一线城市也有助于更好地实现“补短板”的任务，“在打造新一线过程中，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可以迅速补上，同时也使得更多的人能享受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
另外，在去产能过程当中，管清友认为，由于新一线城市巨大的需求，对于我们相关产能过剩领域实际上是一个正向的推动作用。中长期来看，新一线城市经济活力的释放和周边地区的发展将扩大总需求，并提高相关产品的产能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