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28日电 据日媒报道,日前,日本2016年度全国最低工资上调标准在首相安倍晋三的强烈要求下,平均时薪上调24日元(约合人民币1.5元)。此举意在通过扩大消费刺激经济,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600万亿日元”的目标。
日媒指出,尽管该决定被期待能促使日本非正式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对于安倍直接提出具体数字强迫上调的举动,相关人士担忧这将令审议会形同虚设。时薪的大幅提升还将加重中小企业的经营负担,经营者们叫苦不迭。
资料图:安倍晋三
不良先例
“恳请大家为实现上调3%尽最大努力”,安倍在13日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上这样着力强调。这也是安倍自去年起坚持要将全国时薪上调3%(即24日元)后,实际拍板决定的瞬间。
据了解,日本最低时薪增加3%是达成“一亿日元总活跃计划”中提出的“到2020年左右,GDP达到600万亿日元”的主要内容之一。
确定最低时薪的基本标准是安倍在日本参院选大获全胜后的首个主要决策。政府相关人士分析称:“这是首相为彰显言出必行的领导力、巩固政权基础的表演。”
敲定最低工资上调标准原本应该走如下程序:首先由劳资双方代表等根据经济和就业情况进行约1个月的讨论,然后向日本厚生劳动相汇报,再经由各地方审议会决定具体上调额度。
针对安倍发言表态等此次一系列动作,日本经营者方面强烈不满,认为“讨论前首相就直接宣布结论,审议会变得毫无意义”。
日本劳动者方面对于过度的“政治介入”也提出批评称:“这是对反映现场实际状况的程序的轻视。将来一旦政治发声,薪金下调也就有了可能。这是个不良先例。”
无法转嫁
日媒还称,日本最低时薪的大幅提升令主要依靠非正式劳动者的中小企业经营者着实头疼。东京都町田市经营洗衣店的一位老板叹息说:“最低时薪去年刚刚大涨过。大企业也许能应付得过来,我们哪有这个余力。”
该店25名员工均为临时工,人工费占据经营成本的三四成。在上调最低时薪的影响下,旺季时有些月份的人工费较去年将上涨数十万日元。虽然按照比东京都最低时薪(907日元)稍高的910日元招聘,但很难招到人。
由于消费者趋于节俭,洗衣业持续依靠降价展开竞争。上调工资的部分无法转嫁给价格,盈利缩水给经营造成重压。上野说“如每年都以这种节奏上调的话,那就太困难了”,呼吁应顾及日本中小企业。
靠卡债过活
另一方面,日本地方上提高最低时薪的行动则有些迟缓。对于支撑家庭生计的非正式劳动者而言,生活并不轻松。
日本岩手县陆前高田市的一名女性十年前离了婚,独自抚养上初二的女儿和上小学六年级的儿子。她的住宅在东日本大地震中被海啸冲毁,目前居住在临时安置房内,还在生产渔业用品的公司里打零工。
虽然时薪为750日元,比695日元的岩手县最低工资高一些,但加上育儿补贴等,月收入仅有约15万日元。随着孩子日益成长,伙食费和教育费增加,在需要大笔开支时,她不得不靠信用卡卡债过活。
岩手的最低时薪比东京少200多日元。该女性虽然会觉得“如果时薪和大都市相当,那该多么轻松呀”,但对经济状况看上去不佳的打工公司,也很担心。她表示:“公司倒了的话,要找新工作很困难。希望完善环境,让正在抚养孩子的女性能够稳定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