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今日报》12月3日文章,原题:千禧一代工人迫使中国工厂反思 当约安·戈尔尼克突然播放上世纪90年代的热门舞曲《无限》时,在座的20名工厂经理紧张地挪动身体,避免与他对视。“别担心。”这名意大利某企业驻深圳的总经理说,“我只是想说明,唯一的限制是我们给自己施加的。”
戈尔尼克正为在中国工厂核心地带工作的高管开办“人才管理”讲座。迅速上涨的工资、变化中的人口结构以及千禧一代的不同需求,正迫使当地企业反思对待员工的方式。在他看来,工厂经理不能再将工人视为无穷无尽且容易替代的资源,而是“需要深入了解他们是谁、需要什么并如何提高工作效率”。
随着广东工厂低技能岗位的月工资升至4000元,一些企业已开始投资工业机器人和自动化,还有一些迁往中国西部、东南亚或非洲等劳动力更便宜的地区。但许多跨国工厂的经理表示,他们宁愿留在广东以利用当地雄厚的技能基础,以及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和供给链。戈尔尼克表示,工厂需要为此采取更多措施,而非只是为工人提供住宿和体育设施。一些工厂经理表示,他们必须采取更深思熟虑的方式对待员工,在为那些渴望提高个人消费能力的员工提供加班机会的同时,也让其他想要拥有更多工余时间的员工从事常规倒班工作。
为“拉拢”员工,一家法国企业驻深圳的高管已经开始举办相亲活动,因为“如果他们能找到男朋友或女朋友,就更容易留下”。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教授蔡玉萍表示,归根结底,企业必将打造与发达国家更类似的工厂,使中国工人感到自己更受重视并沉浸在更高程度的自豪感中。(王会聪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