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虽然重回增长,但是增速比危机前有所放缓。如果按危机前的增速计算,美国经济的体量将比现实高出10%。目前,产出差距持续扩大,反映出经济下行不仅是周期性的,也是结构性的。美国经济就像是一辆驶下了高速公路的汽车,正在较低限速的乡村道路上行驶。
哪些因素让美国经济这辆车偏离了衰退前的趋势?产出由就业率和生产率决定。统计数据表明,美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下降,虽然就业水平恢复到了比危机前更好的水平,但是就业前景受到了一些长期因素的制约。
实际上,美国的生产率下行从本世纪初已开始,此前数年由信息技术带来的经济繁荣逐渐消失。至于生产率的降低是暂时现象还是长期趋势,这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直在争论的话题。一句话,未来的生产率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从劳动力市场来看,财政刺激和不断扩大的货币宽松政策,带来了失业率的持续快速下降,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随着失业状况接近自然失业率,美联储已经收紧货币政策——今年有可能加大收紧的幅度。随之而来的,未来失业率下降带来的好处将是有限的。
仅关注失业率的下降会夸大经济的复苏力度,其他一些反映劳动力市场健康状况的指标也不容忽视。衰退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但这个趋势显然在危机前便已出现: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在60年间持续下降,女性的增长止步于2000年,虽然整体参与率自2014年底以来有所增加,但并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此外,美国的适龄劳动力增速比危机前明显放缓。这源于“婴儿潮”一代的逐渐老去。随着“婴儿潮”一代纷纷到了退休年龄,这一趋势或将持续到2030年。这很可能令经济增长减速,同时让养老体系承受重压,危及财政支撑。
对此,应作何应对?首先是提高生产率。结构性改革——包括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以及税收体系的改革——可以助一臂之力。虽然短期会有阵痛,但在适度的财政刺激下,有望产生巨大影响。
其次,提高劳动参与率是缩小不平等差距和保证广泛增长的核心。刑事司法改革可以鼓励企业雇佣有犯罪前科的人;家庭友好政策,如带薪假期、弹性工作制、质优价廉的育儿服务等,可以帮助家长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这也是可以让女性劳动参与率跳跃式上升的关键。
最后,老龄化是美国和很多发达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移民和养老金制度方面的改革,如吸纳年轻的专业技工、提高退休年龄等,可以在短期内缓解适龄劳动人口的不足,但从长期来看仍需财政支持。如果执行得当,这些改革可以帮助美国经济重新驶上高速公路,但在改变到来之前,道路艰难且漫长。
(作者朱利恩·阿卡林,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