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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在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的思想中，社会和文化是互为一体的。纵观费孝通一生的学术活动，贯穿于他的全部论著和学术活动中的两条主线是社会和文化。这就是，他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解决“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的初心中引申出来的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探索，并将这种探索贯穿于他的一生；从“中华民族文化变异”的思考，到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至理名言；从“江村经济”到“志在富民”的学术实践，可以将其视为费孝通学术思想的两条基本主线。
“小城镇、大问题”实际上是在践行“志在富民”的社会经济观
小城镇研究是从农村研究中引发出来的。在费孝通看来，它对农村发展所具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是“整个农村发展战略中的一个‘瓶口’”。“小城镇、大问题”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揭示了中国城市化的特点，而在于它在乡村发展和城乡关系中的地位。“工农相辅”“无工不富”几乎可以说是对费孝通的第一条思想主线的简单概括。
毫无疑问，费孝通的这条思想主线是他在对中国数十年的考察中形成的。仅仅看到这一点似乎还不足以说明他为什么会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点，以及把握他的社会观。乡镇工业和小城镇的发展所受到的批评之一，是它们的规模效益太低。事实上，乡镇工业和小城镇在经济的聚集和规模效益上确实低于大工业和大都市。效益的大小是由人们对客观事实的判断确定的，而对于效益类型的追求则取决于人们的价值判断，亦即决定于人们的社会观。
费孝通将自己的效益观称为“社会经济观”，以区别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经济观。20世纪80年代他对于乡镇企业效益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农村发展小工业的意义比简单的经济增长多得多，乡村工业除了解决了中国的生计问题，推动了工业化发展外，还正在改变着当代社会的传统性质和结构，在乡镇企业发展的地区，人们已经开始改变他们的思想和做人的态度。所以，他不主张仅仅算经济账，而主张算总账，算总账远比单算经济账复杂。他所谓算总账实际上是指要从经济和社会的综合效益上来对待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他坚持经济效益观是与其关于人的观点有关系的。这样，费孝通关于中国发展观点的思想主线就引申到人类的意义和目的上——“要记住人类本身的意义和最后的目的”。实际上他也把乡村工业和小城镇放到通常所谓“发展”的角度上进行分析——社会的发展应当依据人类的目的性把人看作具有多种侧面的整体，他们同时生活在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之中。人与自然、经济、社会、文化浑然一体，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探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过程中形成的文化观
从1950年开始，他又转向了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从发表的论著看，“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是他对中国民族特点的基本判断。在他看来，中华民族的统一归因于它悠久的文化和文化的冲突、融合。他写道：“从我们现在已有的历史知识来说，最迟在五十万年前我国的土地上已经住着原始人类……在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已可以看到当时聚族而居的人们组成不同的集团。而且有不同的名称。历史记载中不断出现关于这些集团的流动、交战和混合。”他试图从历史考据中来解释中华民族的历史融合过程。毫无疑问，“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中国民族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在费孝通思想中酝酿已久的观点，在它正式提出之前，已经在影响着费孝通本人，离开了这点很难深刻理解他后来提出的“边区开发”和“全国一盘棋”等构想。
费孝通将自己的“志在富民”思想拓展到少数民族的具体发展道路上并结合起来，并且确认“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是少数民族的发展”。其中包括：因地制宜发展适合于本地的产业和在汉族支援下，主要由少数民族人民“参与”的经济开发。在这里，已经看到他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主线与“无工不富”“农工相辅”的思想开始融合起来。在这种融合的深处看到他试图通过现代化这条途径来实现“人类本身的意义和最后目的”。
费孝通为什么能够把社会与文化融为一体
费孝通在《中国的现代化与少数民族的发展》这篇文章中将现代化理解为利用人类所掌握的先进科学技术来促进生产，提高社会的生产力，从而促进其社会、文化的发展。显然，在他所理解的现代化中，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推动社会、文化发展，经济并不是目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才是目的。这种以社会和人为中心的现代化观（或称发展观）导致了他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研究中——如小城镇研究和边区发展研究，首先强调根据人类文明和个人的社会需要的变化，把各种经济性的目标和非经济性的目标结合起来。其次，他以整体的和统一的观点来分析各地区的发展，使微观和宏观的社会结构协调起来。再次，他试图说明人们在地区布局上保持空间发展的合理性。
费孝通对于中国现代化探索的意义在于：当人们在争论和澄清新发展观的内涵时，他已经在探索一个落后的、多元文化大国怎样才能走向现代化。人们只有透过他的“志在富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才能理解费孝通思想的真正意义所在。
作为一个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对于文化作用的感触要比别人深刻，这是一种对社会的深层次的认知。通读费孝通晚年的著作，文化是他思考的核心。在费孝通的著述中，社会和文化的概念是交替使用的。但是，对于作为“社会”核心的文化，费孝通有着深刻思考。人的社会化是一个文化传承的过程。社会的继替通过文化传承，人类实现了世世代代的延绵继续。
1992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成立10周年纪念大会上，费孝通从中国的小康社会建设引申出社会与文化的关系：“现在走到小康的路是已经清楚了，但是我已认识到必须及时多想想小康之后我们的路子应当怎样走下去。小康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进到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在进一步谈到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时，他用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人的心态关系。社会的问题自此进入文化领域，成为一个文化问题，就这么简单。
费孝通之所以能够把社会与文化融为一体，是因为他是从解决现实问题出发的。这样，无论从思路上，还是方法上，视野都将宽阔得多。正如费孝通在20世纪30年代说的，学问是有用的知识，“研究在先，政策在后，研究者不能供给正确详尽的事实，是研究者的不能尽责”。
[作者丁元竹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