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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企业以迁址为手段更加灵活地配置资源，是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标志，也将促使不同地区差异化发展、营造自己的新优势
前阵子沸沸扬扬的“华为迁出深圳”一事，如今证明是其将终端产能设在东莞，总部目前仍留深圳。不过，沿着这一热点事件，人们发现近两年不少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已悄悄迁址，而且大多是从一线城市迁往二、三线城市或干脆迁往中西部省份。本世纪初，企业迁址一度集中发生，那时主要从出生地搬到京沪穗深等城市。现在企业迁址调转方向，说明了什么？
企业迁址涉及生产基地重建、人员安置和录用、两地相关部门对接、配套产业衔接等一系列事项，复杂而繁琐。最终决定从一地迁往另一地，肯定是企业反复考虑、充分论证的结果。一来，有“不得不走”的原因。制造业企业，不论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对土地、能源、用工的需求都是大量的。企业需要扩大规模，也要控制运营成本，但在一线城市，地价、工资节节攀升是大势所趋。当通过向内精益管理、向外寻求优惠等手段不足以满足需求时，企业自然会寻求更适宜的发展地点。二来，有“发展更好”的预期。前些年企业纷纷迁往一线城市时，理由集中在“商机多”“融资引才更容易”“获取市场信息快捷”等方面。试想，如果这些优势仍为少数城市所独有、中西部仍然短板较多，企业今天怎么可能下决心迁址？事实上，近两年西部的重庆、成都等地吸引了不少大中型企业投资落户，许多企业表示从经营环境看与一线城市并无差别。当运行要素改变时，企业能够找到比较理想的下一个据点、顺利完成迁址，有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也是体制机制更灵活、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标志。
从更大范围看，近两年大批制造业企业迁址反映了转型升级正加速推进。十多年前，计算机、通讯类研制企业放在哪儿都是值得地方政府大力招商引资的高新技术企业。但现在，引资早已变为选资，高新技术产业也要看是在产业链低端还是高端。即使是中高端产品，研发环节、生产制造环节、品牌服务环节也各自有着不同的含金量。先行一步的地方，瞄准“微笑曲线”的两端，逐步将传统制造业企业或其中的加工制造部分转出，既是遵循发展规律顺势而为，也是优化结构的主动做法。目前，北京上海等地GDP中的服务业占比已超过75%，可以预见这一占比还有可能继续提高，并且会有更多城市不断提高服务业占比。
一些地方有企业迁出，意味着另外一些地方有企业迁入。在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之初，不少人担心“中国制造”会大量外流进而导致产业空心化。现在产业梯度转移的雁阵模式日益清晰，既成为中西部地区的机遇，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也保持了“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
企业迁址说到底是现代经济下企业不断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迁出地确有必要反思是否存在不足之处并加以改进，但一看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名企业迁出就忧虑、紧张，甚至加以干预、阻拦，则没太多必要。“互联网+”的推进，正使企业“脑”“身”“手”各个部分在不同地方寻找最优环境成为可能。总部可能仍在中心城市，生产基地或许分散在多个地区，研发中心靠近科研人才聚焦区，数据中心也许又在千里之外，这种“一企多址”的现象将越来越常见。去年以来，地处西南的贵阳市成了许多大企业数据处理中心所在地就是证明。以迁址为手段更加灵活地配置资源，这是企业的新机遇，也将促使不同地区差异化发展、营造自己的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