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完成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再以探寻“资本主义社会究竟如何运行”为基本问题，而是以探寻“资本主义社会究竟如何灭亡”为自己的使命。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而马克思主义则批判吸收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思想，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可以说，没有18、19世纪欧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表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绝非偶然意义上的横空出世，而是建立在批判吸收既有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的伟大变革。

　　在马克思思想成长的过程中，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家及其相关著作为其切入社会现实提供了有力的武器。但也正是因为马克思中期与晚期的著作带有太过浓烈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色彩，从而使后人产生一个错觉，似乎马克思也成了一个学院里的经济学家，有人还将马克思的学说归入古典政治经济学范围之内。如果事实果真如此的话，那么马克思思想在今天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面前将面临过时的危险。

　　事实上，这是对马克思思想极为严重的误读。马克思虽然采取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概念、术语与表达方式，但究其根本而言，他始终未改变其哲学家的本色。换言之，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一种哲学维度的研究。为此我们需要注意这样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即在马克思的多部政治经济学手稿中，凡是在涉及政治经济学之处，都加上了“批判”一词作为后缀，到《资本论》那里，“政治经济学批判”则直接成为了其副标题。当然，这里的“批判”不是一个简单否定意义上的批评，它主要指哲学意义上的澄清前提和划清界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在于把握并切中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斯密和李嘉图早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开始使用诸如生产、劳动、价值等政治经济学概念来研究资本主义了，那么他们为什么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穿透力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的理论建基在一些极为抽象的前提性假设之上，例如斯密的经济人假设。这一假设预先设定了趋利避害、追求最大利润乃是贯穿所有时代的普遍人性。事实上，这不过是资本主义时代所特有的历史现象而已。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因为缺乏历史性眼光，不能像马克思那样以商品为起点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以抽象的个人，比如单个的猎人与渔夫为逻辑起点，由此导致了两个方面的理论盲点。第一，他们无法发现衡量价值量的普遍标准，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为后者是以人的社会性存在为前提才可能得出的理论发现。第二，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劳动者越劳动就越贫困的社会现实。因为一旦他们将劳动价值论视为一种类自然规律，那么劳动作为商品的买卖也因为符合基本交换法则而富有无可争议的合理性。

　　马克思否认了对利润追逐的天然合法性，并在利润的获取中发现剥削的存在。在剥削的视角下，马克思看到了劳动力变为商品的特殊性，并从“合乎理性的”劳动价值论中得出了剩余价值的存在，从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成熟而科学的剥削理论。因此，马克思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完成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再以探寻“资本主义社会究竟如何运行”为基本问题，而是以探寻“资本主义社会究竟如何灭亡”为自己的使命。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从政治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跨越，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场伟大变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　崔唯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