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中国经济正转型到更高稳定状态的过程,“稳”就成为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基于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应以产融结合的方式来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同时实现“稳”与“进”的目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稳中求进”确定了明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稳”和“进”的动力来自何方?“稳”的坚实支撑点是什么?“进”是基于什么样的经济规律? 政策的关注点已经从监控商业周期到紧紧抓住“提高潜在增长率”这一牵动全局和激发新动力的前瞻政策,宏观调控思路迈出了以对经济规律的深化和把握来增强发展信心的重要一步。各级地方政府和各个部门可以从这一新的判断中领悟到2017年经济前进的方向和国家支持的发展重点。
将劳动生产率置于经济政策首要目标
提高潜在增长率,是经济学领域中最核心问题之一。所谓“潜在增长率”是指一个国家在资源利用率最高时所能达到的增长率。从本质上说,要提高潜在增长率意味着可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旧供给体系中为增长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和资本。将劳动生产率置于经济政策考量的首要目标,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质性成效的重要衡量指标。2017年的经济政策将聚焦在劳动、资本向具有更高效率的实体经济部门的流动,以及通过产融结合的方式来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使供需平衡达到一个更高的发展水平。
促使劳动力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的流动也就提高了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就业人员从75564万人增加到77451万人,净增加1887万人。从增长率来看只有2.5%;但是不同产业劳动力有着迥然不同的表现,其中农业劳动力减少8004万人,非农就业增加9891万人。正是非农部门比农业部门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使得2008年之后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了一次明显的上升。
当然,劳动力流动需要一个市场筛选过程,现代经济增长是由人力资本或技能增长率决定的,劳动力人均产出增长率等于劳动力技能水平的增长率,在技能积累上花费较多时间的劳动力就拥有了使用更先进技术的能力,其获得的报酬也更高,东莞企业百万年薪招工程师就是实例。这就鼓励其他劳动力也花费更多的时间学习使用非常先进的技术,结果使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质量和创新能力有了一次大规模的提升,最终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不是一个单纯的劳动力流动,而是中国经济体系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正是劳动力和资本这两大生产要素的有机组合,加上通过改革政策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得到提升。同时要看到,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在某些经济条件下会流向虚拟经济部门以在短期内获取高额回报率,而没有变成有利于生产率提高和长期增长的资本积累。这既冲击了实体经济,也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以产融结合的方式大力振兴实体经济
2015年年末,中国居民储蓄已经达到了54.6万亿元,与当年经济总量的比率接近80%,其他国家连40%也是难以企及的。2008年,人均储蓄数是1.64万元,现在则有4.3万元。2016年9月末,居民储蓄再次攀升到59.3万亿元,非金融机构的企业储蓄也达到了48.0万亿元。如此多的储蓄资金将流向何处? 多重的资金充裕性应当成为发展实体经济的资金来源,而游离于价值创造的实体经济活动之外的各种资本活跃则是健康肌体的毒瘤,一旦管理失控就会酿成局部或区域性金融危机。实体经济是创造产品和服务价值。虚拟经济,没有增值过程,只是简单的财富易手而已!当前,金融政策的取向必须转到“脱虚向实”的发展理念上,应当理直气壮地抑制、限制各种各样以“炒”为特点的金融游戏。
中国经济正转型到更高稳定状态的过程,“稳”就成为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基于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应以产融结合的方式来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同时实现“稳”与“进”的目标。中国已经从资本短缺向相对宽裕的经济体系转变。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更高的储蓄率导致了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产出的永久性增加,拥有更高储蓄率的中国可以选择更为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当资本处于加速膨胀时期,强调资本积累正是供给结构升级的重要支撑。尽管过去15年大规模的投资繁荣已经使资本积累明显增加了,但以人均4万美元资本存量与工业发达国家24万美元相比,层级差异还是很大。我们必须全面思考在一个有所企稳的经济环境下制定使资本蜂拥流向实体经济部门的有效政策。2000年,金融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是4.8%,2015年则是8.4%。无论金融业的规模有多大,决不能丢弃其基本功能,就是推动和加快中国资本存量的持续积累,为提高潜在增长率奠定资金支持基础。这是金融业的立世之本。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生产和服务领域,产融结合将大幅度地改变已有供给方式,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因此,金融机构以股权投资、投贷联动、债转股,以及基础设施的PPP投资方式是产融结合的实践,更要将储蓄资金转化为技术进步的资金来源。
将中国潜在增长率提高0.5个百分点,2017年就可以多增3700亿元的产出。提高潜在增长率不光是重新定义增长率,而且是要着力从增加要素的供给源头方向上下工夫。人们确实可以想象新的生产要素以一种更新的方式重构中国经济系统,生产要素的效率更高,相应的平均生产力水平必然提高了,增长质量和效益也就更高。那么,既然以生产要素效率变化的新的动力正在构建,2017年“稳”与“进”两个大局的帷幕正徐徐拉开!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