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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一年，一孩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如何？全国妇联日前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有生育二孩意愿的为20.5%，不想生育二孩的为53.3%，不确定是否生育二孩的为26.2%。也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一孩家庭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近几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平均只有1.2，也就是平均每个育龄妇女仅生1.2个孩子。
在没有放开“生二孩”时，笔者一直有一个困惑，为什么“生二孩”政策由卫计委主导呢？要知道，生不生二孩完全是一个经济、社会问题，只有生不出小孩来才是医学问题啊。为什么很多家庭不愿意“生二孩”呢？笔者认为，“生二孩”不仅仅是一个生育问题，“生育意愿”背后是一连串的经济学问题。
中国总和生育率平均只有1.2是个什么概念呢？总和生育率是指一定时期（如某一年）里各年龄组妇女生育率的合计数，是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之一，人口经济学认为，世代更替生育率是2.1，即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才能使人口总数保持不变，低于则是负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05。而日本2015年总和生育率为1.46。欧洲主要国家总和生育率在1.4至1.5之间、俄罗斯为1.77。这些国家被视为“人口负增长”，基本都超过我国总和生育率，即便如此，他们都发出“欧洲（或俄罗斯、日本）正在一天天消亡”的惊呼！
人口经济学发现，经济增长普遍会导致较低的生育率，人口城市化、拓展型联合家庭体系瓦解、夫妻的时间价值及闲暇配置等经济因素都将影响到生育决策。生育率经济学与我国当下“生二孩”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有两大理论：一是“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核心观点是父母对是否生小孩主要是通过对生小孩的成本—效用分析的计算来决定的；二是“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核心观点是育龄夫妇以提高孩子质量替代增加孩子的数量。
“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实际上就是人们常说的：“生二孩，生不起，更养不起。”该理论的创立者美国人口经济学家莱宾斯坦认为，人们粗略进行想要新生孩子数量的时候，会进行生育和抚养一个新生儿的成本和“效用”（满足等）之间的平衡。成本除了直接的抚养成本如衣食住行之外，间接成本的影响因素也很大，如母亲怀孕、生育和哺乳期间所损失的工作及收入、提升机会；父母因抚养新增孩子所造成的生活质量下降及受教育或更高收入的机会等等。而“生二孩”的效用在经济增长的社会里是边际递减的，如获得快乐的“消费效用”；预期成为劳动力而增加收入的“劳动经济效用”；养儿防老的“保障效用”。这符合我国当前选择“生二孩”家庭的选择孩子数量的心理和实际情况。
“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生得多，还不如养得好。”这也是一个当前很多不愿意“生二孩”的重要原因。其原理在于“消费商品”的多样性、互补性和可替代性，人们为了获取某种商品的“效用”，愿意放弃另一种“商品”。代表人物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贝克尔认为，父母愿意追加更多的花费在一个孩子身上而获得孩子的“质量”，从而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此外，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时间价值（或者成本）不断上升，而孩子是一种“时间密集型商品”，需要花费父母大量的时间，这是家庭在选择孩子时以质量替代数量的主要原因。
人口学者认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生育率随着经济增长而降低有很大的必然性和趋势性，而我国当前整个社会体系并不支持高生育率，单独放开“生二孩”政策，恐怕仍难改变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必须从经济学的视角，来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社会体系，比如社会抚养成本不能过多让企业、个人承受；从医院、学校等方面切实降低生育和抚养成本等，来保障和支持中国人的繁衍。否则，中国就有可能成为“正在一天天消亡”的主语了。（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盘和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