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周航互撕 现代企业没有“农夫与蛇”

　　4月17日晚间，易到创始人兼CEO周航公开声明称,“易到当前确实存在着资金问题”“这个问题最直接的原因是乐视对易到的资金挪用13亿”。当晚易到与乐视控股发布联合声明称，从未挪用过任何资金，已投入近40亿元资金及大量生态资源。同时，声明称周航“恶意诽谤”、是“农夫与蛇的现代版”。周航随后回应称，请在泼脏水的同时解决司机提现问题。（4月19日《新京报》）

　　乐视、周航互撕主要有两大焦点问题：一是13亿“联合贷款”资金是否存在“挪用”？二是司机提现资金和消费者提前预付款是否被乐视占用？双方相互指责，各执一词。但都没有最核心、更为详细的信息披露，例如“联合贷款”当初银行是如何约定的？消费者预存的资金究竟是多少等等，因而孰是孰非一时还真难以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

　　倒是双方互撕的过程中，都不约而同地谈起了“情怀”，周航似乎扛起消费者和司机提现这一“义”字大旗；而乐视也指责周航说是“农夫与蛇的现代版”。这与历次我国企业与企业家之间的互撕套路并无二致，如宗庆后与达能之争谈起“爱国主义”“民族产业”；王石与姚振华的“万宝之争”也谈起了“企业价值”等。这都无助于剥开问题的实质，只会增添几分“狗血”剧情罢了。

　　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企业作为营利性组织，一切行为都离不开一个“利”字。易到与乐视的关联产生于2015年10月。随着专车大战愈演愈烈，易到也需要弹药补充。易到与乐视牵手被业内认为是完美结合。乐视出资7亿控股易到，绝不是为了温暖一条“蛇”，那个时候的易到“小而美”，远没有到“冻僵”的份上。

　　司马迁说：“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情怀为利休。”乐视周航今天双方的互撕实际上也还是基于一个“利”字。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易到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乐视“汽车生态理想国”的提款机角色，尽管乐视和周航对60亿消费者“提前预存”款及司机提现款的具体数额都语焉不详，但拉横幅要求提现血汗钱的司机似乎是一个不太好的“蛛丝马迹”。

　　当然，周航扛起的“义”字旗背后的动机也未必那么简单与单纯。毕竟，13亿贷款被所谓“挪用”、司机提现政策、消费者“充值”等周航今天所“控诉”的事件，大多发生在乐视控股易到后周航担任CEO期间，即便没有乐视声明中说周航签字这一事实，他应该还是有很大对其阻止的余地的。为何当初没有阻止或对外界披露，而选择眼下“敏感”时间节点来高调披露呢？当初是不是有什么“利益交换”？而今天是不是又有什么“利益考量”呢？

　　因而，现代企业从来就没有“农夫”，更没有“蛇”，上演“农夫与蛇”的故事根本无从谈起，双方的所有合作都会基于“有利可图”这一根本出发点做出决策的，绝对不会有“活雷锋”，也没有傻瓜。当然，现代企业追求“有利可图”是无可厚非的，但必须基于“契约精神”来实现。

　　何为企业？有中外学者做过统计，社会科学中的企业概念多达21种，但迄今尚未达成一致性意见。不过，笔者更倾向于，企业是一系列“契约”关系的总和，比如与股东，与供应商、消费者、员工等企业本身经营活动相关的，以及社会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法律契约和社会契约（如环保等社会责任）。基于此，中国企业家在发生商务争议或是具体企业经营过程时，在话语体系或思维中，还是要少一些“农夫与蛇”的“狗血剧情”，多一些“契约精神”“规则意识”。

　　但实际上，这是中国企业家的一块“短板”。我国企业家群体几乎有一个共性的特征，迷信“创始人”等来实现对企业的控制权，而轻视股权等现代企业治理上的法定控制权。在需要投资的时候，将规则、契约都抛在脑后，什么字都敢签，什么条件都敢答应。

　　契约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石，而“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是企业健康、良性运行的重要保障之一，而绝不是“情怀”。希望乐视与周航的互撕以及后来者，少谈一些文学意义上或道义上的“农夫与蛇”的故事，多谈一些“契约”“规则”，这或许是乐视周航互撕留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