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向东：未来中国经济将更加注重增长质量

　　马秀山：

　　只有通过保护知识产权，激发社会创新活力，让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有效集聚，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放大社会生产力的乘数效应，实现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劳动者是企业的分子。呵护企业的知识产权就是呵护劳动者的劳动和创造。

　　周凯歌：

　　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企业要按照十九大精神，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努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特别是要通过技术创新带动产品创新和生产经营模式创新，努力将价值链向研发、标准制定、销售服务等方面拓展，通过产品创新引领消费创新。

　　奚君羊：

　　中小企业想要获得金融资本的青睐，需要把创新作为未来一个时期的重要抓手，建立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多领域互动、多要素联动的创新生态体系。

　　彭文生：

　　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的一个方面是坚决遏制地产金融化和金融地产化倾向，降低炒房的预期收益，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只有遏制金融周期的顺周期性，才能够传递出可信的“房住不炒”信号，才有利于从根本上遏制地产泡沫。

　　另一个方面是改革税制，研究尽早全面开征房产税。不过，在当前情况下，要开征房产税，除了要做好房产税本身的制度设计如免税面积如何定、累计税制如何设计、如何确定每一套房子的实际持有人等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首先降低流转税税率、调整流转税结构。

　　潘向东：

　　未来中国经济将更加注重增长质量。新时代下，资本市场也必将在整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构成，多层次资本市场在拓宽投融资渠道、激发微观主体创新创业活力、助推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快转型升级、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胡伟俊：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关键是怎么把饼做大。但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就要考虑怎么把饼做得更好吃，同时分得更合理。在大多数国家，应对不平等只能通过提高税率，而这又影响了经济增长。幸运的是，中国还存在不小的政策空间，能做到既有利于经济增长，又有利于财富分配。例如，中国收入不平衡的一个重要来源，在于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因此人口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迁徙，既能降低不平衡，又能提升劳动生产率，但这需要户籍和土地改革进一步推进。

　　梁达：

　　近年来,我国科技经费投入持续增长,研发实力进一步增强,科技水平不断提高。从我国情况看,当前研发经费投入总体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但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研发投入的效益有待进一步提升,研发投入强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加大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国家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十分重要。

　　郑功成：

　　我们要建立成熟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这个体系必须普惠全民并打破城乡分割、群体差距过大的局限，必须明晰各级政府、各类组织以及享受社保待遇的个人的权责，同时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保持适应，通过最大限度地调动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力量，不断壮大其物质基础，实现可持续发展。

　　孙树明：

　　资本市场作为资金融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伴随着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机遇下“走出去”,完善全球服务网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开展包括技术在内的全方位合作；要积极到“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内省份布局网点,在项目选择、融资方式、项目管理、风险控制方面给予建议和支持,助力地方搭建起开放务实的沟通平台、平等互利的业务合作平台以及共享共赢的创新平台。

　　连平：

　　货币政策并不是直接针对金融市场，更重要的目标是整个经济的运行。宏观审慎政策要维持经济运行稳健，其中最主要的是金融体系的稳定。如何达到上述目标，就要减少市场的顺周期波动以及跨市场风险的传播。货币政策搭配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框架首先是各司其职，从当前情况来看，金融体系运行过程中，货币投放持续偏多，金融业的杠杆率还是偏高，同业业务、表外业务、影子银行业务发展太快，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宏观审慎政策在未来持续发挥作用。

　　盘和林：

　　金融机构是否健全可靠是金融体系监管的最基础性前提，甚至可以说，一切金融监管手段或原则都是从“机构健全性”开始的，而现金贷所暴露的畸形超高利率、暴力催收、泄露用户隐私等乱象的根源在于缺乏起码的“机构健全性”。因此，现金贷的监管核心在于强化“机构健全性”监管。

　　蔡凯龙：

　　很多人对比特币被拒之国门之外感到悲观。其实对于比特币这样屡次挑战人类想象力的金融异类，不宜过早下定论。也许未来比特币在底层技术上有新的突破，或者比特币在国外发展走出一条成熟的道路，又或者监管能找到“绳子”来拴住这匹桀骜不驯的烈马，从而改变对其态度，届时，比特币不排除有重返国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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