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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寻求中韩经济合作内生动力

http://www.newdu.com 2017/12/16 中国网 章玉贵 参加讨论

  摆在中韩面前的任务清单是,如何在地区局势演变存在巨大不确定预期的约束条件下,以前瞻性战略思维寻求中韩经济合作的内生性动力。

  尽管在不少观察人士和普通民众看来,中韩两国元首举行高水平会晤的时机似乎并不成熟,但在中韩建交25周年之际,韩国总统文在寅还是应邀登上了岁末中国周边外交的礼宾台,显现中韩决策者面对复杂国际局势时所表现出的合作性博弈与负责任的战略眼光。

  就在文在寅访华前夕,东盟和中日韩(10+3)财政与央行副手会在日本旭川举行,财经官员们关心的是全球与区域宏观经济形势与区域财金合作等议题。这既是常规性的沟通与协调会议,也是促进区域经济与金融合作的技术安排。同样显现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在着力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竞合精神。

  就中韩经贸关系而言,众所周知,这是行走在钢丝绳上的两个重量级经济伙伴,尽管韩国的经济体量及在全球经贸格局中的地位与中国不在一个量级上。统计数据显示,中韩双边贸易额从建交之初的区区50亿美元跃增至2014年的2905亿美元,逼近3000亿美元大关,大有超越中日贸易之势。而2015年中韩自贸协定正式生效,标志着两国经贸合作的达到空前水平,是东北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里程碑意义事件。但正如前述所指的,中韩作为区域经济大国,其经济关系无法回避极为复杂的地缘政治与脆弱的国家关系,实则行走在钢丝绳上。

  站在全球视角来看,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亚,其2016年的经济规模已与美国相当,三国各自的GDP位列全球第2、第3与第14。三国这些年来尽管也存在着贸易纷争,但相互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却是不争的事实。中日韩三国曾在2002年的领导人峰会上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以构建一个人口超过15亿的大市场。2012年11月20日,在柬埔寨金边召开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中日韩三国经贸部长举行会晤,宣布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而中韩自贸区谈判则在2012年5月正式启动,仅用三年不到的时间即完成谈判,2015年6月1日,中韩自贸协定正式签署,2015年12月20日正式生效并第一次降税,2016年1月1日第二次降税。中韩自贸协定(FTA)终于落地生根。中韩自贸协定创新性引入了地方经济合作条款,明确将中国威海市和韩国仁川自由经济区作为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发挥示范和引导作用。目前,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韩国则是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

  而在区域金融稳定与协调中,三国则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2008年12月举行的领导人峰会上,宣布建立三国央行行长会议机制,并扩大三国间双边货币互换规模,以共同应对金融危机。

  日韩市场人士非常清楚,如今中国的经济规模以每年将近1万亿美元的量级扩张,其巨大的市场购买力对苦于外需不振的日韩两国来说是近在咫尺的发展红利。因此,尽管心高气傲的日本某种程度上还在憧憬当年提出的东亚经济雁阵的结构图景,但面对中国经济规模两倍余日本的事实,面对中国日趋增长的贸易力量与对外直接投资能力,日本即便内心不是很情愿,也深知加快东亚经济整合之于日本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性。而韩国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则更大,某种程度上说,韩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中国经济的发展红利,直接决定韩国的国运。

  只是应当看到,作为现有机制化霸权体系核心国的美国,是极不乐见中日韩之间加强经济合作尤其是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本来,作为区域经济合作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步骤,无论是中日韩双边货币互换还是更具战略意义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乃至中韩自贸区的落定,均可带来双赢效果。假如人民币和日元之间彻底打通互换环节,则东亚市场对美元的依赖将明显减少;而在双边贸易方面,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依存度很高,且中日作为排名全球第2、第3的经济大国,一旦双边自由贸易区建立后,人民币的区域国际化就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这是美国当然无法乐见的。

  美国还发现:通过正常的经济竞争来抑制中国经济贸易与金融力量的成长,不仅费时耗力而且收效并不显著。于是,美国不仅一直对中日之间的投资贸易与金融合作持警惕心理,还对日渐紧密的中韩经济合作动向乃至自贸区格外关注。而当中日围绕钓鱼岛之争的时间窗口来临时,当朝核问题不断发酵时,三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不可避免受到了政治和安全问题的影响乃至“绑架”,而美国正好可以坐山观虎斗,以极低成本达到拖延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目的。

  于是,在韩国执意部署美国“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后,中韩关系急转直下跌到冰点。2016年,中韩贸易额2525.76亿美元,与2015年相比直降8.4%。因受到中国反“萨德”举措而陷入困境的在华韩企,2008年以来每年对华投资保持在30亿美元以上,但受到“萨德”影响,去年骤降至20亿美元以下,现代汽车等有实力的韩国企业正将投资目标转向印度和越南市场。

  只是应当看到,在全球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中韩作为全球第2与第14大经济体,无论是在贸易、投资还是金融合作方面,均有着巨大行为空间。因此,摆在中韩面前的任务清单是,如何在地区局势演变存在巨大不确定预期的约束条件下,以前瞻性战略思维寻求中韩经济合作的内生性动力。

  世人注意到,文在寅此番访华,站在其身后的是一支由220余家韩国企业组成的史上最大规模经济代表团,这是两国经贸关系逐步恢复正轨的巨大推动力。预计通过中韩两国元首会晤,两国不仅在双边经济合作,而且在共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亚太自贸区、“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区域金融稳定方面将会加强合作;两国完全有条件在在中韩自贸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跨境电商合作,并适时推动数字贸易合作,以进一步推进双边与多边投资贸易便利化与自由化,共同致力于经济全球化。

  全球经济一体化内生性要求有责任的中韩两国领导人与财经领袖,消除分歧,促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从共享中获取利益;基于要素自由流动和交易成本节约的全球化内生动力是很难遏制的。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国家、任何企业可以无视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乃至价值链的互相连接,没有任何资本力量和国家力量能够通过构筑各种壁垒阻挡全球要素的合理流动。作为有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责任感的独特新兴大国,中国将向区域乃至世界释放21世纪上半叶全球经济格局与货币体系变革的最大红利。显然,韩国不想错过如此巨大的发展机遇。但是,中韩经济合作要展现出超越诸多约束条件的旺盛生命力,显然需要国家智慧与前瞻性战略思维。(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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