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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更多依赖投资拉动和要素驱动。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几近完成和高速增长阶段结束，投资资本收益率开始下降。以与投资资本收益率密切相关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为例，最近六年TFP的年均增长速度已从改革开放最初三十年的4%降到2%左右。上市公司是另外一个例子。1998年至2017年这20年间，中国上市公司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只有3%，远低于美国同期的11%。当投资资本收益率不足时，为了完成较高的增长目标，只有靠提高投资率。
现阶段宏观政策目标是在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和去杠杆的同时稳增长与就业。当投资资本收益率不高时，多重政策目标很难兼顾。具体反映为稳增长主要靠以债务来驱动的投资，客观上造成杠杆高居不下。实现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的核心要义应是重新塑造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提升企业层面的投资资本收益率，进而提高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本使用效率，最终降低发展过程中对杠杆的依赖。
今年1-7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反映出市场、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不足，投资资本收益不高等问题。因此，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应该放在提升信心并促进消费，提升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和重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上。为此，我们需要短期、中期和长期举措搭配得当的政策组合，具体如下：
第一，减税减费。6-7月份信贷虽宽，但信用仍紧，说明货币政策的空间极其有限。财政政策相较而言有更大空间。减费减税能够增加消费意愿和投资意愿，提升企业盈利表现（投资资本收益率），提升消费者和企业信心。1-7月份，个人所得税占整个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例只有8%不到。大幅简化并降低所得税率，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其实有限，但这对提升信心会有显著作用。企业税收方面，建议大幅削减企业增值税，真正减低企业税负，提升企业效益，促进创业创新，全面改善经济微观基础。经济生活的微观单位有活力，是稳增长和就业的关键。
第二，大幅提升公务员、科技人员和医护人员等工资。目前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家庭杠杆不断上升，不利于消费升级（6月份居民户中长期贷款新增约4600亿元，较前几个月明显放量，为年内第二高，显示地产按揭贷款投放有所增加，房地产对居民消费已经形成挤出效应）。提升消费最好的方法是增加消费主体的收入。
第三，提升研发的GDP占比。重新塑造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依靠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研发是重中之重。目前，我国研发的GDP占比是2%，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绝对量上也居全球第二。但是2%的研发占比仍低于美国和日本的3%，以色列和韩国的4%。而且，我国研发“研”明显弱于“发”。可否作为一个政策目标明确“十四五”期间研发的GDP占比达到3%，至2035年这一目标达到4%。
第四，适时推出标准化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高房价很大程度也是导致金融系统性风险累积的重要原因。我国目前总债务中近半数与房地产市场相关。房地产很大程度上绑架了中国经济，局限了可实施的经济政策的空间。中国房地产市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定价的“锚”。发展租赁住房市场，形成市场化的、反映供需关系的租金价格，能为房地产市场寻找到理性的定价水平。这也符合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的精神。目前，在中国推出以租赁住房、商业地产和基础设施资产为底层资产REITs的条件已经成熟。与之相关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创新，不仅直接服务实体经济，帮助解决房地产市场结构性的痼疾，也是房地产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一部分；推出REITs，尤其是公募REITs，还可以盘活各类存量经营性不动产，降低政府和企业的财务杠杆，化解信贷市场的期限错配和高杠杆风险；建设REITs市场，能为PPP及基础设施投资提供可行的金融战略，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金融新思路；此外，REITs能够丰富资本市场工具，减缓中国金融体系中直接融资比例偏低的问题，提高金融系统的风险分散能力。
第五，推出IPO注册制并坚决执行市场化的退市制度。中国资本市场最大问题在于缺乏优质的上市公司。我们的分析显示1998年至2017年这20年间，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只在3%至4%之间，远低于美国上市公司过去一百年平均10%的水平。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的资本使用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需要一个能够识别、培育优质上市公司的资本市场。改革企业上市制度和退市制度，推出IPO注册制并坚决执行市场化的退市制度，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市场和监管氛围，提升上市公司的质量。
第六，建立地方政府金融体系。中国发展模式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地方政府的增长主义倾向也带来庞大的地方债务，大量的低效投资和环境的恶化。地方政府债务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重大风险点。短期内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去提升基础设施投资，可以通过加快1.35万亿元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和使用来实现。但是，如果缺乏配套机制，地方债务的发行和使用可能又将回到传统增长逻辑的老路上。我们的研究显示，投资效率低的地方往往面临比较高的地方政府债务率。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是规模问题，而是资金使用效率问题。为了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地方政府金融体系，提高地方政府的投资效率。未来，为地方政府编制完整的资产负债表和财政收入支出表，引入市场机制，建立政府信用评级体系，并以信用评级为基础，形成地方政府债的定价基础，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以此改变地方政府的投融资模式和业绩考核模式。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