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祥：推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遵循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转化，主要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对新时代推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站在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上，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经济理论关于区域发展的观点，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区域发展的丰富实践，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对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论述，形成了完备的区域协调发展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新时代推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总纲和根本遵循，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全面、准确地领会。

　　一、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促进不同区域间人民生活幸福水平趋同

　　与传统经济理论将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归结为经济发展水平趋同的观点不同，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时代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强调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在于促进不同区域间在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多个维度上的全面协调发展，其目标在于促进不同区域间人民生活幸福水平趋同。

　　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难点问题时指出：“全面小康，覆盖的区域要全面，是城乡区域共同的小康”“我们说的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不能仅仅看作是缩小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和增长速度的差距，而应该是缩小居民收入水平、基础设施通达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距”。从上面这些话我们不难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区域协调发展目标已远远超越了传统经济理论的范畴，其最终落脚点在于缩小不同区域间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水平的差距。而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水平不仅与各地区收入水平有关，也与各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等因素高度相关，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居住、出行、教育、医疗、社保等需求的满足度，并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质量。

　　二、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路径

　　（一）推动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意味着城市体系内不同城市的相对规模、人口与经济集中度实现了合理化配置。这种合理化空间配置有利于城市集聚经济效应的发挥，提高了整个城市体系的经济发展效率，具有显著的区域福利增进作用。与此同时，只有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才能在实践中真正构建起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为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和城乡公共服务制度改革，以改革破除制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藩篱。

　　（二）推动不同区域之间形成高效的产业分工

　　不同区域之间进行高效的经济分工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如何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时就明确指出：“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对接产业规划，不搞同构性、同质化发展。”这段话的精神实质就是要推进区域间高效的经济分工与经济互动，只有这样才能将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从而提高区域整体的经济运行效率。为了推动建立高效的区域分工体系，我们一方面要从区域整体考虑不同地区的产业功能分工与各自的主导产业定位，做到产业空间布局的一体化，另一方面要大力实施有利于区域一体化的政策，降低区域之间的交易成本，促进要素资源和商品的跨区域自由流动。

　　（三）推动区域公共产品协调供给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区域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他指出：“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所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与“资源环境可承载”，实际上指的就是区域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在认真学习体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区域公共产品的协调供给概括为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基础设施网络一体化发展，二是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三是区域生态和人居环境建设一体化。

　　三、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这一战略部署具有强烈的改革意涵，只有通过不断深化改革，进行相关的体制机制创新才能将习近平总书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真正落到实处。一是构建发展规划协调机制，从区域整体出发进行各地区发展规划的统一编制，明确各地区功能分工，促使各地区各类专项规划相互衔接、相互协调。二是建立土地要素协调配置机制，做到人口和产业跟着功能走，土地指标配置跟着产业和人口走，从而提升区域整体土地开发的总体效率。三是完善行政管理协调机制，可以考虑在中央或省级政府层面设立专门的区域管理协调机构，将目前分散于各职能部门的区域管理事务集中起来统一管理，提高区域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效果。四是建立政府绩效联合评价考核机制，可适当减少对单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考核，适当增加对区域产业升级、生态保护、节能减排、公共服务和人居环境等整体指标的考核，并根据各地区的功能分工差别化地设置指标权重，从而破解制约区域协调发展的“辖区”政绩观和“任期”政绩观难题。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管理学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