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中国故事要用好我们自己的话语

　　■讲中国故事要用好我们自己的话语，比如“一带一路”这个概念，对外讲述时用“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对象国可能容易听懂，却是一种自我降格的表述办法——自己辛苦创造出来的概念，成为“马歇尔计划”的分支，无形中把“马歇尔计划”变成普遍性概念，把“一带一路”变成支系

　　■在讲别人故事中讲中国故事，应努力防止“东方学”那种为人诟病的方式，避免西方流行的文化中心主义或者文化殖民主义，尤其是不能随便给人贴标签。这是全球化时代需要秉持的一个基本态度和学术规范，也是我们在外交上一直强调的互不干涉、互不否定的价值理念

　　■无论是讲外国故事还是讲中国故事，背后都应有自己的历史观、价值观、世界观为支撑，否则讲的故事可能支离破碎、不成体系。为此，需要培养更多能用内生于中国的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畴，讲清楚自己制度和道路的人，也需要一批在讲外国故事中能融入中国元素、价值、概念的人

　　讲好中国故事是一门学术，也是一门艺术。目前流行的办法是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化、中国实践中的元素和内容，翻译成不同的外文，针对不同的对象进行传播。

　　这是一种讲好中国故事的办法。不过，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仅有这种办法还不够。我们还需要从受动思维转向能动思维，学会巧妙地将自己的历史观、价值观、世界观融入进去，达到更深入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

　　有时候，我们直接讲中国故事，别人感兴趣或者有这个需求还好，但实际上大部分人可能并没有这个兴趣或需求。因此，就需要换个方式。比如，是不是可以转换一下视角，按照我们中国的历史观或者学术研究路径，给予他人的历史以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当然，这绝不意味着随意篡改或者虚无别人的历史。

　　过去，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导下，中国曾经有对美国史的独特理解。现在写美国史，如果只是按照美国人的路数来写，别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记，这样写出来的美国史是很难被人主动翻译过去的。即使我们自己花钱将其翻译过去，别人也不一定看，因为你讲的都是别人已经讲过的。而按照中国的历史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对美国政治、外交、社会、阶级、家庭、地域、宗教、民俗、南北问题等给出新的解释，写出我们所理解的新美国史，这样可能别人倒愿意读读。

　　这里，不妨以剑桥出版的中国史系列为例。尽管其质量和观点值得商榷，但它的写法吸引了不少中国学者和读者，主要是因为它按照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历史观、世界观在写中国。如果剑桥的中国历史系列完全按照中国的价值观、历史观、世界观来写，就不过是中国历史的复制品和旁支而已。

　　人们读西方世界关于中国研究的著作，之所以觉得可作参考，是因为它没有完全按照中国的视角来写，而具有独特的借鉴意义。其中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中国研究是在讲中国故事的过程中，渗透进了外人的历史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最终讲的是别人框定下的中国故事，有时只不过是利用中国材料在讲西方故事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要有意识地培养为别国领导人、重要人物写传记的作家或史家。人物传记最容易进入畅销书榜单，受众面大，读者面广。西方学者为曼德拉写的诸多传记中，将“自由”这个符号嵌入进去。而按照中国人对曼德拉一生的理解，民族独立、社会和谐与种族团结是其一生奋斗的主题。这种写法就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中，将“独立”“和谐”“团结”这样的中国价值观嵌入进去。

　　再如，怎么给别人提合理化建议。史景迁有本著作叫《改变中国》，主要研究16个来自西方的顾问对中国内政进程的影响。这些人可谓“中国通”，但成为“中国通”并不意味着成为“中国人”。他们没有丢掉自己的主体性，而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来研究、引导和改变中国。

　　战后美国主导的一些国际经济组织，资助和培养了一批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学者，在研究发展中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出点子”中讲美国故事。其中不乏歪曲和扭曲，甚至有出馊主意的（如“休克疗法”）。

　　其实，为别人提合理化建议不是干涉别人内政，而是在理解别人内政中，出于公心、公道，为其发展出点子；为别人提合理化建议，也不是简单粗暴地将自己怎么做的直接移植复制过去。我们现在成立的亚投行，就需要培养很多为别人做发展顾问的人才。此外，在国际产能合作上，还急需针对基础设施老化或不足提出改善的可行性报告。

　　我一直呼吁重视推介中国概念。每一个精彩的故事都是因为主题和概念而被人记住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致力于将各种故事进行概念化，通过学术交流推广出去。讲中国故事要用好我们自己的话语，比如“一带一路”这个概念，对外讲述的时候用“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对象国可能容易听得懂，却是一种自我降格的表述办法——自己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概念，成为“马歇尔计划”这个概念的分支，无形中把“马歇尔计划”变成普遍性概念，把“一带一路”变成支系。

　　正确的讲述办法，需要熟知相关国家的经济地理和发展规划，进而将其转化到“带”和“路”的表述中，让对方理解自身经济地理的“带”（面）、“路”（线）特征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其实是接近或者吻合的，从而使对方准确地理解、消化和接受“一带一路”概念，最终有助于“一带一路”完成从特殊走向普遍的过程。类似这样的情况其实很多，现在倡导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尤为需要学会用构成我们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去研究和解释别人。

　　在讲别人故事中讲中国故事，应努力防止“东方学”那种为人诟病的方式，避免西方流行的文化中心主义或者文化殖民主义，尤其是不能随便给人贴标签。在文化交流中，对西方喜欢使用带偏见性词汇研究中国的现象，必要时可以将这些偏见性的词汇送回去。例如，美国特色政治学喜欢用“威权”研究中国，我们在交流中学会反过来用“威权”研究美国也是可以的。同时，我们不应该轻率地用“威权”来研究和表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而宜用自己特色且具中性的词汇来讲述这些国家的故事。

　　在治国理政的国际比较中，我们应该尊重不少国家采纳并定型的制度体系。讲中国政治发展的优势，并不是要否定别国政治发展道路，而要承认我们仍然存在的问题。同样，别国也不应当以自己的发展道路，来否定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是全球化时代需要秉持的一个基本态度和学术规范，也是我们在外交上一直强调的互不干涉、互不否定的价值理念。

　　在我看来，每一名学者都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工兵”。无论是讲外国故事还是讲中国故事，背后都应该有自己的历史观、价值观、世界观作为支撑，否则讲的故事可能支离破碎、不成体系。为此，需要培养更多对外能用内生于中国的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畴，讲清楚自己制度和道路的人；同时，也需要一大批在讲外国故事中能融入中国元素、价值、概念的人。

　　前一种方式是外推，后一种方式是内引。这两手不是互相矛盾、厚此薄彼的关系，而是两手都要抓。后一种方式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一个重大机遇。简单地说，这个机遇就是在深入理解、消化外部世界的基础上，形成一套自洽的解释内外的知识体系。这个机遇用得好了，中国完全可以成为全球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中心之一。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