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以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双向互动过程。前者“重继承”,即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实践之“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变迁相结合的过程;后者“重发展”,即用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丰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申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之命题,既涉及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又事关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解此命题,不仅可以回答已故的马克思缘何能以“思想在场”的方式展示强大的生命力,也有助于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何以必要、何以进行等重大问题。
“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说明:没有“与时俱化”,就不会有“与时俱新”和“与时俱进”。何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鲜活变迁相结合,何时才会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对马克思经典倒背如流的王明等人,之所以陷入使中国革命遭受重挫的教条主义之窠臼,就是因为其照抄照搬国际共运史中的既有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独辟蹊径,创造性地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土地革命新路,是因为其立足于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及具体问题。同样,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成果,也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既是“内容”又是“方法”,是内容和方法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以人类解放为己任,致力于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但马克思主义并非穷尽的真理和现成的教条,而是为追求真理开辟了道路、提供了方法。这意味着,与时俱进不仅需要拔新领异的动态思维,而且也需要沟通融通的开放意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与时俱进,至少需要理性地处理三对关系:
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具体观点的关系。马克思之所以赢得“千年伟人”和“千年最伟大思想家”之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人类思想史上影响最广泛的理论,是因为其揭示了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所有具体观点,都能成为超越时空的终极真理。要求马克思预料并解决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所有问题,既苛求了马克思,同时也难免陷入偶像化和神圣化之藩篱。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一言以断之:“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二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以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双向互动过程。前者“重继承”,即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实践之“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变迁相结合的过程;后者“重发展”,即用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丰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过程。
三是“马克思当年原本”和“后马克思当代释本”的关系。阅读原典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入口和基础。只有沉下心来阅读原典,才有可能把脉“马克思当年原本”和“后马克思当代释本”之间的学术间距,并创造性地运用和转化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有赖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创新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在需要思想和理论而且一定能产生思想和理论的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应该作壁上观。相反,结合自己的专业做心慕手追的探索,既“真懂”又“真信”,既“著作等身”又“著作等心”,才是该有的职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