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警觉”强调的是利用“已经存在”的机会，而“判断”强调的则是利用“感知到的”机会。虽然有这样的区别，但在现实中两者是不可分的。
科兹纳是现代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企业家理论的集大成者。科兹纳的目标不是就企业家来研究企业家，而是把企业家作为一种推动结构、产量与质量变化的微观因素，为均衡与过程、竞争与垄断、长期与短期、福利、伦理等问题提供一种不同于主流的理论解释。类似米塞斯的“行动学”，科兹纳的“企业家”更多的是一种方法，确切地说，是“发现的方法”。
虽然与熊彼特一样，科兹纳也认为企业家的贡献仅仅是“纯粹决策”，但他不认为企业家的功能是熊彼特强调的“新组合”或“创造性破坏”，而是意识到别人还没有觉察到的新机会的能力。与熊彼特强调创造“新的”相比，科兹纳强调的是发现“旧的”，也就是“警觉”既有的机会。
企业家的“警觉”意味着“选择”的开放性与无限的可能性。企业家不是在给定的条件下实现“最大化”，即企业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最大化”者，这是奥派企业家与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的重要区别。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中，决策者不仅知道自己知道什么，而且“知道自己无知的是什么”，但“警觉”的企业家在这两个方面都是“无知的”。某些企业家之所以比他人“警觉”，是因为他有别人没有的知识，这是“警觉”的根源，也是企业家成功的根源。科兹纳有时使用“警觉”一词，有时也使用“发现”一词，对于两者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发现”归功于发现者的“警觉”。
“警觉”意味着机会已经存在，就像地上的十美元，只是别人没有发现，被“警觉”的企业家发现了。对此，同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福斯教授与克莱因教授认为机会不是给定的，机会本身就是“行动”的产物，只有事后获得了利润才能称为“机会”。福斯与克莱因似乎认为“警觉”不足以体现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家决策的特征，而“判断”，作为对未来情境的“估计”，更充分地体现了企业家决策的特征。在他们看来，“警觉”是对既有机会的反应，因此是“消极的”，而“判断”是创造新的机会，因此是“积极的”。他们认为企业家不是消极地适应可预期的变化，或适应于周围环境中已经发生的变化，而是把变化本身视为改善他们自己条件的机会。企业家是积极地促进变化发生的人，而不是等待或发现那个市场中已经出现了的机会的人。
可见，“警觉”与“判断”的区别在于，“警觉”强调的是利用“已经存在”的机会，而“判断”强调的则是利用“感知到的”机会。虽然有这样的区别，但在现实中两者是不可分的，“警觉”必然包含着对已经存在的机会的“判断”，如科兹纳自己所说的，如无判断，则警觉无法实施，同样地，“判断”则首先要“警觉”到某个机会，无论这个机会是“已经存在”的，还是被“感知”到的。实际上，企业家无法“判断”他感知到的机会究竟是“已经存在的”还是“感知到的”。科兹纳之所以强调警觉，也许并不是对现实中作为个体的企业家行动特征的描述，而是为他市场是“趋向均衡”的观点服务的，只有当机会被视为是已经存在，即源于之前的企业家所犯的错误的时候，那么“对机会的警觉与纠正在是趋向均衡的力量”在逻辑上才是说得通的，相反，如机会仅仅是感知到的，那么，对这种机会的利用就不可能与“趋向均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警觉既有的机会比利用感知到的机会更能够说明市场存在趋向均衡的趋势。
在现实中，显然既有趋向均衡的力量，同时也有打破均衡的力量，如“警觉”对应的是趋向均衡的力量，那么“判断”，作为对未来机会的感知，视之为“打破均衡的力量”则更为合适。尽管“警觉”与“判断”都是“创新性”的，也是创新所必不可少的，但相比之下，熊彼特所强调那种“创新”或许更多地要依靠企业家的“判断”而不是企业家的“警觉”。
人们往往把“警觉”视为一种“向后看”的企业家行动，但警觉也是可以“向前看的”，如台湾的黄春兴教授就区分了“回顾型警觉”与“前瞻型警觉”，“回顾型警觉”是利用已经存在的市场机会，而前瞻型警觉是开拓新的市场，这种市场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随着企业家的开发才一点一滴地呈现出来的。这种前瞻型的警觉，可以说就是“判断”与“想象”，也包含着打破均衡的可能性。（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