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中华思想史之当代中国学派

　　一

　　半个多世纪前，侯外庐创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学派。阅读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我们有这样一个体会：思想是历史的精华；无论是对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社会思想还是对思想家的认识，都需要紧紧把握其所处的社会。几十年过去了，虽然侯外庐认为中国国家和文明社会形成的时间是在殷周之际的观点早已过时，已被新的史学研究和大量的考古发现否定，但我们对他提出的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城市国家”论和“维新变革”论，即他以“城市国家”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路径，并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并非像古希腊罗马那样脱离了血缘关系，而走的是“保留氏族制度的维新之路”，等等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所走的独特道路的著名观点，依然记忆犹新；侯外庐这种力图探讨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独特途径的科学精神，至今有它的现实意义。作为晚辈后学，我们在撰写中华思想通史时，首先应注意的是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相互照应，也只有这样做才会别有一番天地。

　　古代中国的夏商西周和春秋与古希腊、古罗马社会相比，在国家形态、国家结构、社会阶层、生产方式、生产力，乃至自然生态环境上，都有相当大的差别，从而使二者的历史发展道路都有属于自己的特点。在这样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政治思想、社会思想、伦理思想、宗教思想乃至哲学思想，当然也有相当大的差异。建立中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中国学派，就是要在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同时，做出理论上的创新；在探讨中国从古至今的思想特质及其演变的基础上，建立中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中国学派。

　　二

　　建立中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中国学派，还应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对中国社会历史研究有多深，中华思想史的研究就能走多远。中华思想史中各个阶段的思想特质是与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先秦史研究为例，与侯外庐出版《中国思想通史》的20世纪50年代相比，今天我们对先秦社会的研究已大大地深入，并获得了相当多的突破。在这里，让我们从先秦史中的原始社会史、夏商西周史、春秋战国史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突破谈起。

　　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和突破依赖于中国史前考古发掘所取得的成就。中国史前考古学及其研究的长足发展表现为：

　　（一）中华大地各地域考古学文化谱系已建立，这不但使得我们在阐述各地社会发展和文明起源时，对各地发掘资料年代和文化属性的处理上有一个时空坐标；而且对各地各个文化圈的相互交流、影响、交互作用的研究以及比较研究，都能对准焦点，找准可比性，不至于出现时空错乱。

　　（二）中国史前聚落考古学近30来年取得突飞猛进的成就，使得我们能够把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来研究史前社会形态的演进。事实上，20多年来，在研究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课题上，我们以聚落形态和社会形态为主，去整合酋邦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架构起与欧美学者相区别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论，提出“由史前平等的农耕聚落，发展为初步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再发展为都邑国家”的“中国文明起源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并将中国文明与国家的起源及其发展概括为五个阶段：史前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都邑国家（邦国）—夏商周三代王朝和王国—秦汉以后的帝国。这实际上也是从国家形态演进的角度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一种探索。对此，有学者评价说，这是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塞维斯的“酋邦理论”等理论模式相并列的、具有“中国叙事”的新的理论模式，是“对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社会复杂性演进过程的一次深入的有重大学术创新意义的探索”。

　　（三）中国史前考古的一些重大发现，不但对探索原始科学技术、天文历法等有进展，而且通过它们也可以对考古学资料所反映的精神现象、思想意识形态、原始宗教思想等进行研究。例如，距今5300年的安徽含山凌家滩87M4号墓葬随葬的玉龟和玉龟内所夹的表示“天圆地方”和“四极八方”的玉版，就对研究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具有朴素辩证思想的八卦的起源提供了史前社会的实物资料。再如，河南杞县鹿台岗发现的内圆外方的“十字形”建筑物所反映的由测定四方转换为测定四时（四季）的天文历法技术，以及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掘出的观象台建筑和测定日影的圭尺，为探讨建立在天文历法上的宇宙观以及“地中”观念提供了难得的考古学依据。诸如此类，还可举出许多，这些都是可以说明当时原始宗教思想的重大发现。

　　我们将中国史前考古发现转换为对中国原始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不但填补了中国思想通史研究中的原始社会思想史的空白，而且也成为我们建立中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中国学派的一大亮点。

　　三

　　关于夏商西周时期的国家形态和结构，传统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认为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另一种认为是“邦国联盟”或“方国联盟”。与此不同，最新的研究则提出“夏商西周是多元一体（多元一统）的复合制的国家结构”。具体来说，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与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区别在于：作为复合制国家结构内处于从属地位的侯伯等诸侯邦国，与后世郡县制下的行政机构或行政级别不同，不是一类，前者是世袭的，后者是由中央任免的；有一些从属于商王朝的邦国是夏朝时即已存在的邦国，在商时这些属邦与商王有隶属或从属关系，可以受商王的调遣和支配，但并没有转换为商王朝的地方一级权力机构，它们臣服或服属于商王朝，只是使得该邦国的主权变得不完整，主权不能完全独立，但它们作为邦国的其他性能都是存在的，所以形成了王朝内的“国中之国”。因此，如果把夏商周王朝定性为与秦汉王朝差不多一样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而视夏商周王朝是平等的“城邦联盟”或“方国联盟”的说法，忽视了夏商周王权对于从属于它的诸侯邦国的支配；忽视了诸侯邦国在政治上不具有独立主权，在经济上要向朝廷贡纳，经济资源尤其是战略资源要输送到中央王国，在军事上要随王出征或接受王的命令出征。也就是说，从属于王朝的诸侯邦国，以王为“天下共主”，受王的调遣和支配，但其内部并没有与王建立层层隶属关系，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独立性。对此，我们若用复合制国家结构和形态来解释这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多元一体复合制王朝国家说”这一理论观点，以《尚书》中“内服”“外服”资料和甲骨文、金文中的相关资料作为支撑，解释了夏商周王朝国家结构中多元一体的问题，还可以把西周分封制和宗法制纳入国家结构体系当中加以说明，揭示了夏商周三代国家形态和结构的历史特点。这一特点既不同于夏商周三代之前和三代之后，也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时的古典社会和西欧的封建社会。

　　由于对夏商西周春秋社会有以上深入研究和认识，使得我们对夏商西周春秋时期思想史也形成自己独特的认识。在史料比较丰富的西周社会中，礼的精神贯穿于个体、家族、社会和国家各个方面。据此，我们有理由将礼的思想视为夏商周三代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特质，不但阐述夏商周三代礼制思想的演变发展问题，而且在礼制视野中来看夏商西周王朝的天下观及其统治思想；把王权思想、德治思想、宗法孝道、婚姻思想，都纳入礼制的框架之中；对于商周时期有关天命、帝天、祖先、地祗崇拜等宗教思想也与礼制化过程相结合加以研究。对于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和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的思想史特点，也围绕“从礼到法”的历史潮流加以重新阐述。

　　这样，基于对先秦社会历史研究的深入和突破，就会使我们对先秦思想史各个阶段特质的把握较为准确，从而使得建立中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中国学派的重任，在先秦思想史研究中呈现出来。

　　四

　　建立中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中国学派，还需要解决中华思想史研究中的“通与变”的问题。在“通古今之变”中准确把握中华思想史主线的演变轨迹。

　　如果从旧石器时代的观念意识算起，中华思想史研究面对的是几十万年的思想意识演变的历史；即使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也要面对上万年的思想观念演变。中华思想史主线的演变轨迹，应与社会历史发展的演进道路相照应。中国历史道路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形态、社会类型的推移和演变，因而中华思想史主线又是由各个历史阶段的思想史主线组成。正像历史研究要格外关注历史转型时期的社会变动一样，思想史的研究也要对历史转变后出现的思想倾向，特别是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加强研究。此外，如果我们以每一类社会、每一种社会形态作为一个大的历史时段的话，思想史主线的演变又表现为每一大的历史时段内其思想主线的具体细微的变化。这样，整个中华思想史主线的演变就是由各个时段思想史主线前后衔接而组成。

　　以先秦史为例，作为大的历史转型期有两个：其一是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铜石并用时代出现早期国家，开始进入文明社会；其二是春秋战国之际由宗法贵族社会走向封建制官僚社会。在这两个大的转型期之内，由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即文献中的尧舜禹时代）的早期国家（邦国）演变为夏商周王朝和王国，则属于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的国家形态和结构一种较小的转型。思想史的研究若要扣紧社会历史的转型变化，那么在政治思想上，可以看到早期国家诞生之后的国家思想、邦国的君权思想和私有制思想等；也可以看到夏商周王朝时期的王权思想、王权神授思想；还可以看到西周、春秋时期“民为邦本”的思想。作为当时思想史主线的礼制思想，则经历了龙山时代早期国家中礼制思想的出现，到由商代的人神关系之礼转变为周代的人际关系之礼，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和从礼到法的变化。

　　思想史主线的演变一般都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与其他各种思想观念的变化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在中国先秦时期礼制思想演变的过程中，从商代的人神关系之礼到西周的人际关系之礼的变化，就是与周代开始凸显的德治思想和人文精神相随而行的。由于商代统治者十分迷信，热衷于尊神事鬼，因而商代的礼制思想有浓厚的宗教化特点。传统史学中强调周公“制礼作乐”的贡献。周公的“制礼作乐”实际上是对商代古礼的一种改造，这就是礼与德的结合，从而使周代的礼制思想明显地包含着“敬德保民”的思想。周公在西周王朝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得西周礼制走向了德治和教化的道路。这是儒家思想的源头，也是孔子要克己复礼、推崇周公的缘故。

　　在“通古今之变”的中华思想史的研究中，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变”与“不变”，也是必须面对的；还必须面对近年兴起的国学热所讨论的问题。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哪些是前后一贯的基因性因素，哪些是各个历史阶段的变异；哪些是历史的精华，哪些是糟粕，中华思想通史有必要对此做出回答。因而，中华思想史的研究完全有理由吸收国学研究的成果，而且吸收了这方面的成果之后，中华思想史的研究还有利于带动中国历史文化和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更上一层楼。

　　抓住思想史主线的演变，就是抓住了实质。虽说思想观念的变化上，有其自身逻辑演进的内在趋势，但逻辑与历史是统一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每每为高明的思想史研究者所遵循。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又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方面的统一。在宏观上，就是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相统一；在中观上，就是与历史的各个转折点相统一；在微观上，就是与各个具体历史社会的特点相统一。因而，建立中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中国学派，如果在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研究上以及具体的实证研究上，不能走向深入和突破，这一目标也是难以实现的。

　　五

　　理论贵在创新。有一个通盘的阐释中国历史演变特点的理论创新，这是建立中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中国学派的时代要求。而现在的学术界却缺乏像范文澜、侯外庐这样能“通古今之变”的学术大师，这也是受几十年来专业分工过于细化以及研究的碎片化所害。鉴于我们每个人研究领域和学术专长的限制，对于庞大的集体攻关项目整体上的理论创新，现在实际的做法一般是，在有理论头脑和理论思维的学科带头人的带领和主持下，项目组的成员必须就一系列关键性问题的症结所在加以讨论。在这种场合，应当鼓励学者们站在本专业学术前沿的高度来谈问题，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高度关注自己所面对的历史时段与其前和其后的关系，从而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即在对每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形成前后一贯、首尾相顾、学派体系上的理论创新。

　　建立中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中国学派，既是目标，也是过程。这项工程的系统性，既要求学者们须站在理论思辨的制高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征程中作出自己的贡献；也要求学者们对社会历史研究走向进行深入和突破；还要求把历史与现实相对接，为新时代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因此，建立中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中国学派的过程，也是全面提升哲学、思想史、史学研究与大范围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途径；也是新人辈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事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