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实体经济当为企业减税清费

　　近来，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和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先后在不同场合反映我国企业税费负担过重。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企业家类似的反映由来已久。只不过，当前实体经济面临较大的压力，中央提出提振兴实体经济，再加上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提出激进的大规模减税计划，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税费负担问题就一下子凸显出来，成为各方关注和讨论的话题。

　　经济下行压力导致企业税费负担承受能力下降

　　经济大环境是企业盈利能力的主要决定因素。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企业盈利能力强，税费负担重一些，企业也能承受得了；反之，则企业对税费负担的承受能力下滑，自然就感到这方面的负担重了。当前的经济大环境就是经济下行压力比较明显，经济增速放缓，触底走稳尚需时间，许多企业的经营状况不景气，而且诸如劳动力、土地、电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或居高不下，造成企业盈利能力今不如昔，企业税费负担问题就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的增值税，与所得税明显不同的是，无论企业是否盈利，只要企业有销售收入，就面临纳税的可能。如果经济形势好，产品有销路，即便企业缴纳增值税，也完全可以将增值税负担转嫁给下游企业或消费者，使自己虽是增值税纳税人，却不是该税负的承担者。然而，当经济形势不好之时，即使企业因产品销售不旺而不缴纳增值税，却也会因购买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机器设备等而承担了上游企业的增值税税负。也就是说，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税负难以转嫁出去，其负担自然就要由企业来承担了。

　　再者，对企业而言，各种费也是个不小的负担。企业要交的费有多少种、多大规模，也许各类企业各有不同。不过，我们可以从我国一般公共预算的非税收入规模来看个大概。我国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1995年是96.7%；2000年是93.9%；2010年是88.1%；2015年是82.0%。这意味着，非税收入，也就是费收入，其占比是不断上升的。尽管占比上升不排除随着强化预算管理而将不少预算外收入转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因素，但除了一般公共预算，目前我们还有以非税收入形式存在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收入。上述因素综合起来，可知我国的非税收入或者费收入的绝对和相对规模都比以前大了不少。

　　税费负担，既要看总体也要看结构

　　我们常常从宏观税负来判断我国的总体税负情况。据报道，从小口径宏观税负（即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看，2015年我国比世界平均水平低5.1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分别低7.7个和2.2个百分点；从中口径宏观税负（即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和占GDP比重）看，2014年OECD国家平均水平为35.3％，同期我国为23.5％，比前者低11.8个百分点；从大口径宏观税负（即包括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和社保基金收入的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扣除重复计算部分）看，我国2015年的税负水平比2013年的各国平均水平38.4%低9.4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42.8%低13.8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3.4%低4.4个百分点。

　　然而，这种总体税费负担轻却与许多企业所感受的税费负担重不一致。如果换个观察角度，即从税费负担的结构方面去分析，也许就能解释其中的差异。

　　企业税费负担重，与我国的税制结构、纳税人结构和为数不少的费也有很大关系。在我国的税制结构中，以增值税为代表的间接税的比重高，而增值税又是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的一大特点是，无论企业是否盈利，只要企业有销售收入，就面临纳税的可能，尽管其税负可以转嫁。另一方面，企业又是我国的纳税主体，企业缴纳的税收在我国税收收入中占绝对比重。由此，间接税占比和企业纳税人占比双高，而税负又不易转嫁的条件下，导致我国企业的税收负担要高于一些国家。此外，在费的方面，也是企业承担居多。据估算，我国企业事实上承担了90%以上的各种税费，与西方国家企业的税费负担低形成鲜明对比。

　　减税清费为企业降负

　　要振兴实体经济，最重要的是让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充满生机活力，增强这些企业的内生发展动力。在这方面，针对企业反映的税费负担重问题，我们应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加大减税清费的力度。

　　继续放大“营改增”的减税效果。据估算，2016年“营改增”本身的减税，加上随之减收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减收，总规模超过5000亿元。为了继续减轻企业负担，可以考虑将目前适用于一般纳税人的17%、13%、11%和6%的四档增值税税率合并为两档，并将税率调降一个百分点。虽然我国企业适用的增值税和所得税税率处于世界中等水平，但我们也不得不考虑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的激进减税主张变为现实的可能性，提前谋划好一揽子减税的腹案，避免在税收竞争中处于劣势。

　　对于具有专款专用性质的税种或费种，应考虑以支定收。当需要有这方面的支出时，就按支出水平确定的税率或费率征收，反之则减征或停征。这样既可以避免长年征收造成资金闲置，又能减轻企业负担。同时，继续清理政府性基金、收费，让企业真正得到实惠。比如，继续降低社会保障缴费率，消适时取消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和水利建设基金等基金、收费；继续清规规范中介服务项目和收费，消除中介服务垄断，整治红顶中介，遏制“乱收费”。

　　建立全口径预算，全面反映政府财力。目前我国政府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本预算，鉴于此，结合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有关部门应该考虑在这四本预算之间建立紧密的勾稽关系的基础上，将它们统一在政府预算这个大盘子中，形成一个能全面反映政府收支规模的总预算。这样，有利于为评估总体税费负担和有针对性的减税清费提供合理的参考依据。

　　总之，提振实体经济，特别是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要纾解企业经营困难，减税清费为企业降负是有意义的，而且这种降负应该是让企业有真金白银的获得感。

　　（张德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