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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对经济研究的时代价值

http://www.newdu.com 2017/12/5 行政管理改革 杨正位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 杨正位,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

  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屋建瓴,旗帜鲜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激励着所有共产党人,为这个神圣目标坚韧不拔地奋斗。初步学习体会,可以从“五个维度”加深理解。

  一是历史的厚度。报告既有历史性变革、历史性飞跃、历史性突破、历史性会晤等论断,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彪炳史册、壮丽史诗等表述。

  二是世界的广度。报告具有宽广的世界眼光,人类、全球、世界、国际四个词汇出现频率高达106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立己达人的责任担当,展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超智慧。

  三是国情的深度。报告“一变两不变”的表述,即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与“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处处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贡献。

  四是实践的力度。报告确立的目标,都有很强的操作性措施,开出了具体药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求真务实的品格。如五大建设都详细列出了具体实施方案。整个报告顶天立地。

  五是未来的高度。从毛泽东的“两步走”,到邓小平的“三步走”,再到习近平的“两个阶段”,这些战略既着眼当下实践,更立足未来发展,有很强的前瞻性,展现了我们党的宏图大略和远见卓识,展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光辉前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增强狠抓落实本领”。党的十九大报告内涵十分丰富,要学深学透,殊为不易;要落到实处,更需努力。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如何挖掘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时代价值,结合当代中国实践灵活运用,是一个重大课题。   

  一 

  中道或中庸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之一。中道注重恰到好处、把握好“度”、允执厥中、不偏不倚。中道还讲究“中正与权变”,即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正确运用中道智慧,有助于分析与解决当前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问题。

  唯物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三大规律,事物是联系的、发展的、矛盾的,以及一分为二、抓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等观点,与中华传统智慧强调把握好度、和合共生等观点,有不少殊途同归之处。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笔者认为,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正确运用中华传统的中道方法,既有利于修正西方经济学中的极端思维、正确理解中国经济实践,也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多次强调要适度、有度,要有底线思维,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做好平衡等,这些皆是运用中道思维的体现,如“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

  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后,对于如何做好宏观调控及国民经济管理,权威人士2015、2016年在《人民日报》连发三文,反复强调要有“度”,要“灵活适度”“适度扩大”等,充满了中道智慧。2017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更好把握稳和进的关系,稳是主基调,要在保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谋进。稳中求进不是无所作为,不是强力维稳、机械求稳,而是要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有所作为,恰到好处,把握好平衡,把握好时机,把握好度。”   

  二  

  从经济学发展来看,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皆源于欧洲,前者直接风行于课堂与庙堂,后者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开始“中国化”。西方经济学在经济体制、经济运行以及资源优化配置等层面反映了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成为经济学的共同财富。近40年来,对我国经济转轨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西来之学水土不服、生搬硬套现象并不罕见,其理论源于西方的经济现实,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不符。因此,如何将西方经济学“本土化”,创造性地吸收和转化,仍待持续努力。

  西方经济理论似乎隐含着一条规律,“理论就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从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从供给学派—强调需求的凯恩斯学派—新供给学派;从完全竞争—垄断—垄断竞争,从重商主义—自由贸易—保护贸易—战略性贸易—公平贸易等,不一而足。笔者认为,针对西方经济理论方法上的极端倾向,若以中华文化之中道解之,一些问题便豁然开朗。

  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例,当前我国强调市场的“决定作用”与政府的“更好作用”。我国要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需要市场的决定作用,否则就会产生大量的扭曲,产生较高的制度成本或社会成本。但政府如何发挥作用,发挥多大的作用,需要更多地考虑我国的国情、发展阶段等因素。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应该有一个黄金分割点。政府与市场作用是动态的,二者之间的“度”是移动的、有波幅的。不同国家、不同阶段、不同领域,比例关系不尽一致。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美国是政府失灵、作用过小,中国则是政府的越位、错位和缺位并存,更强调市场的决定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近30年是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后又逐步迈向市场经济。可见,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大小,首先是循实践需要而来,而非按教条与理念而来。   

  三   

  近40年来经济转轨过程中,我国政府/市场的关系,主题是“放活”,即扩大市场作用,从认为有作用,到“基础”作用,再到“决定性”作用,政府既要简政放权,也要行为规范和服务到位,解决好越位、错位与缺位问题。

  竞争/垄断的关系,扩大市场竞争、保障竞争公平一直是主题,恶性竞争、过度竞争、低价竞销、产能过剩始终与政府行为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减少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的双重任务仍然很重,企业需要转向成熟市场经济的错位竞争、品质竞争、理性竞争。

  公平/效率的关系,从初期的重效率、扩大差距、增动力、增活力,到今天的效率公平并重,更加注重公平、关注缩小贫富差距,包括城乡、地区、行业、人群、代际等差距,目标是建立一个机会更均等、结果更公正的社会。

  理性/非理性的关系,理性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根,强调自利的“无形之手”能达到市场有效,但也走过了一条“理性—有限理性—非理性”的道路,从古典经济学的利益或效用最大化转向了行为经济学的快乐最大化。人是理性与感性的混合物,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二者的比重有所不同,正常情况下理性会占主导,但也存在突变。

  德/财或义/利的关系,实现了从轻民财、私财的社会风气,到重财、重民富的大转折,但随后又偏向贪利不顾义、有钱无德、德不配财的社会风尚,各种造假、贪腐、污染等司空见惯,亟待治理。近年义利兼顾的呼声日涨,德财相配的行动日多,此风有望逐步扭转。若能伴以能力建设与制度规范,扩大正向激励,减少逆向淘汰,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让人期待。

  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中,有大量运用中道思维的案例。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中国是渐进式、双轨制改革,不光计划与市场、价格双轨制是二元,城乡是二元,特区与非特区是二元……针对历史形成的高度集权的一元化体制,二元式改革有其现实合理性,也体现出高超的改革智慧,“一分为二”“做好增量”“以新带旧”也许正是当时的高明之处。这样,从旧体制中诞生一个新的、有活力的增量中国,并与存量互动、博弈,形成一个新体制。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价格双轨制、各种试点改革、混合所有制等,都体现了渐进式、增量式、混合式特征,从道理上看似“次优”,但在实践中反成“最优”。

  曾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财长的萨默斯曾说,“经济学界有一个难得的共识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应遵循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中国的“渐进双轨制是比计划经济还糟的制度”,但现实却走向反面。所以从“书斋经济学”到“生活经济学”,从“黑板经济学”到“真实经济学”,还有遥远的路程。   

  四   

  经济学常被看作“两难选择”的学问,有选择就有所取舍,就有机会成本,需要两难中拿出最优或次优,中道智慧由此彰显。经济学的中道思维,需要“去完全”“去纯粹”“去单极”,避免成为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的“死”的“文物”,而应成为多方兼顾、活的“生物”,是有灵活度、有弹性、可调整、动态式的有机体。实践中的折中方案往往更接近最优,滑向两端的主张常与最优无缘。经济学者的思维若植根于现实,“中庸”则更“中用”;若想毕其功于一役,偏好彻底改变,不愿零打碎敲、修修补补,往往走向反面。所以对于经济生活中的对应关系,应把握好度,回归常识与现实,认清当一方转向另一方时,往往不是非此即彼,不是一方排除了一方,不是一方消灭了另一方,而是相对关系的变化。

  在经济生活中运用中道思维则有助于一分为二看问题,避免自以为真理在手,居高临下地否定其余。凡事皆有两面或多面,好坏同体。假以时日,优劣易位,更需善加调整。增长速度太高太低,收入差距太小太大,改革太慢太快,干预过度或监管不足,开放不足或过度,金融落后或发展过度,工资、物价、税率、利率、汇率太低太高等,都需要权衡利弊,寻找平衡点。

  经济学的中道思维,还得用事实、用真相说话,早日跳出概念之争,破概念之执。常见争论双方都在概念上做文章,对现实、真相了解少,甚至罔顾事实,求善不求真。由此深感罗伯特议事规则之必要,深感实证方法、实事求是之紧迫。

  经济政策、经济实践事关国计民生,应当立足社会生活实践、立足经验常识,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取法乎中;否则偏执一端,特别是从概念出发,将危害国家、国民,对此不可不察、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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