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案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以全球化为代表的外部环境和以多边主义为支撑的国际秩序。无疑，多边层面、主要机构将是中国引领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一个重点。如何重振WTO的活力，使之成为自由贸易的推手；如何推动IMF新的份额改革，使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性得到更充分的体现，“以变促变”，很多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本文分析了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特别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演变中的重要作用，并对未来中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前景做出了展望。

　　金融危机重创传统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全球经济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经济治理的狭义理解专注于多边国际经济体系，广义理解则涉及多领域、多层次、多维度的全面认识，具体关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国际货币金融合作、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方面，涉及多边、诸边、区域、双边等层面，涵盖了国际机构、国际协定体系及以之为载体的国际规则，也包括各类决策、磋商、对话等机制。无疑，全球经济治理是国际经济秩序的载体，关乎世界各国经济的长期绩效和发展。

　　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由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一直存在权力分布失调、收益分布失衡、治理结构失效等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加剧了这些问题，也加速了旧秩序的衰落。正如笔者在近著《中国经济2040：全球变局与中国道路》中的分析所示：危机重创了世界经济，重创了全球化，也重创了对原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信心。这是因为：这一体系没能有效预防危机，也未能阻止金融、经济、债务等多重危机的蔓延；危机后，国际贸易增长缓慢，国际投资没有起色，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随着货币政策新范式的出现，由于发达国家政策的“负溢出效应”，新兴经济体的金融稳定受到威胁，经济普遍遭受“二次冲击”；同时，全球化由强转弱，导致原来累积的问题和矛盾更加突出。

　　近几年，全球主义、多边主义受到质疑，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崛起，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抬头。与此同时出现了“逆全球化”倾向：这在主观上表现为部分发达国家在“反全球化”思潮影响下国内政治格局和国际经贸政策的重大变化，客观上则表现在“逆向”资源流动，包括生产能力和国际资本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回流。

　　中国参与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变革

　　信心的动摇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呼声，而具体变革则离不开世界经济力量格局的演变，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增强。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随着经济总量以及进口和对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其在推动全球化、反对逆全球化中的作用显著提升。与此同时，在全球治理体系的演进过程中，中国开始走向前台，中国方案开始发挥重要而独特的引领作用，全球治理新格局正在初步形成。

　　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可以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看：前者主要表现在对原有机构的改革和原有规则的调整，后者则意味着新机构、新规则、新机制的导入。与存量改革的困难重重相比，增量改革风起云涌。尤其是，中国在国际发展融资体系的增量调整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资金匮乏、投资不足一直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的主要原因。原有国际发展融资体系在资金规模和贷款能力上明显不足，另外其业务的狭隘界定和严苛条件也一直受到诟病。从增量资金来源看，双边渠道逐渐占据领先地位，中国则是其中的主力。更重要的突破则反映在国际层面：在中国的推动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已经建立起来，并成为国际金融领域重要的新兴力量。

　　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方面，中国正在从“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制定者”转变。中国推出积极的自贸战略，努力在双边、区域、多边等各层面推动自由化进程。在2014年11月的APEC峰会上，“北京路线图”得以通过，使得亚太自贸区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终极目标”。在中方倡议下，2016年7月的G20贸易部长会议实现了机制化，取得了重要的成果。G20杭州峰会上强调创新增长方式，为解决世界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务实、有效的方案。2017年9月的厦门金砖峰会就经贸务实合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五国强调“构建一个更加高效、反映当前世界经济版图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重大贡献。倡议自提出以来在国际上受关注和欢迎的程度迅速提升，并开始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和相关区域一体化进程实现对接。与传统模式基于协定的硬性规则约束不同，“一带一路”强调各国发展战略的协同，强调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连互通，开拓了基于广泛自愿参与和发展伙伴关系的国际经贸合作新方向。“共商、共建、共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指导原则，也在十九大报告中被列为中国的全球治理观。第71届联大通过的关于“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决议将该原则纳入其中，这表明来自中国的理念和智慧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如果说“一带一路”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实体经济方面，那么人民币国际化则在金融领域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施加着重要影响。自2009年起，人民币经历了一个高速的国际化进程，人民币结算占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已超过1/4。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IMF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权重排名第三的事实表明，人民币具有成为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储备货币的巨大潜力。展望未来，人民币作为“世界货币”的崛起将有助于推动一个更加多元、稳定和有韧性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也体现了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贡献。

　　经济崛起是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础，而国家指导思想和战略的转变无疑是一个关键推动力。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实践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体现了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理念。同时，这也反映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体现了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长远战略考量。从全球范围看，中国的积极作为对维护多边体系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提高全球治理体系的公正性和有效性都具有重要意义。

　　调动积极力量强调共识建设

　　面对全球治理演进过程的不确定性，以下几点在实践中值得注意：

　　第一，调动积极力量，强调共识建设。在反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的背景下，努力推动对于开放、结构改革和可持续发展的共识是非常必要的。中国在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也应努力提升其正面效应。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和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可以利用自身巨大的经济影响力，加强共识建设，调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良性演变的各方力量。就新兴市场合作而言，应推进各国对“金砖+”必要性的认识；如果笔者建议的“新兴七国”（E7）或“新兴八国”（E8）机制得以形成，可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与G7等量齐观的力量，从而促进一个多极化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产生。同时，中国引领的新型南南合作将与“一带一路”倡议相辅相成，大力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第二，注重增量改革，布局新兴领域。经济治理体系的增量改革仍将是重点，其推进也将促进存量改革。在国际金融领域，货币金融合作可望成为发展融资之后的另一个“抓手”。随着应急储备安排建立、新开发银行成立，金砖国家间的金融合作已经结出了硕果。在此背景下，应急储备安排可在机制化基础上朝着机构化的方向迈进。在区域层面，可探索在“清迈倡议”及其多边化基础上设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可行性。如何完善全球贸易体系，一些新领域值得重视。例如，在电子商务的规则制定方面，多边层面的滞后与区域层面的发展形成强烈反差。鉴于电子商务对中国贸易增长的重要性，如何推动WTO在这方面实现破局，值得重视。

　　第三，多个层面发力，完善治理体系。在经济领域，全球治理一直呈现多层次特征，区域和双边层面的机制在多边体系之外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面临多边困局，诸边、区域和双边层面的合作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显著提升。因此，应多层发力，多管齐下，将完善本国国际经贸政策、继续推进对外开放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结合起来考虑。应继续争取参与服务贸易协定等重要诸边协定的谈判，推进RCEP和中欧、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进展，并探索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自贸可行性研究如何破局。短期内挑战巨大，但长期机遇不可忽视。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以全球化为代表的外部环境和以多边主义为支撑的国际秩序。无疑，多边层面、主要机构将是中国引领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一个重点。如何重振WTO的活力，使之成为自由贸易的推手；如何推动IMF新的份额改革，使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性得到更充分的体现，“以变促变”，很多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展望未来，渐进增量改革的累积效应必然带来重大存量改革的发生，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也将不断走向完善。

　　（作者系联合国贸发组织资深经济事务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