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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4月3日，美国公布对华征税产品建议清单，涉及中国约500亿美元出口产品，建议税率为25%。对此，中国立即对等回击，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回顾历史，伴随经济发展和贸易地位提升，日本于20世纪50年代起屡屡遭受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两国贸易冲突持续近四十年。回顾日美贸易摩擦历史轨迹，或对寻找中美贸易摩擦应对方案起到借鉴作用。
日美贸易摩擦历史演变
日本于20世纪50年代初确立贸易立国战略，以出口导向型模式促进经济发展。伴随生产力提高，日美贸易摩擦以1955年“1美元女士衬衫”事件拉开序幕。1965年美日间贸易首次出现逆差，1971年美国贸易收支由盈余转为赤字，日美贸易摩擦随之加剧。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纤维制品、钢铁，70年代的彩电，80年代的汽车等都成为贸易摩擦火种。迫于美国压力，日本政府相继对上述产品实行自愿出口限制。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令人瞩目。而此时为克服“滞胀”，里根政府通过大规模减税、增加国防支出等经济刺激政策，使美国陷入财政、贸易双赤字困境。由于日本通过扶持高技术产业发展，在电子、半导体、通信器材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领域与美国形成竞争，美国对日贸易制裁全面升级，多管齐下。
美国首先将贸易失衡与汇率安排挂钩。1984年美国主导推动日本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日元迅速升值。此举虽然减少了美国对日贸易逆差数量，但日本在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额中所占比重居高不下。
汇率调整未能奏效，美国又将视线移向日本市场准入。1985年达成“市场导向型个别领域协议”，要求日本放松对电器通信、林业产品、医药医疗器械及电子计算机等领域市场准入标准，扩大日本对上述美国优势产品进口。
与此同时，日本在美国施压下开始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1986年和1987年，日本先后发表两份“前川报告”，指出日本经常收支顺差根源在于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经济增长方式应转为内需主导。以“前川报告”为契机，日本开始重视扩大内需政策，加快市场开放、放松管制等制度改革。
为迫使日本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1988年美国通过“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祭出“超级301”条款，使日本所有出口商品都处于美国贸易制裁风险之中。1989年美国认定日本在大型计算机、卫星和林业产品方面封闭市场，动用“超级301”条款进行调查。
在美国强力外压下，日本最终就上述产品达成市场协议。但由于美国产品进入日本市场效果并不理想，对日贸易逆差未见改观，布什总统对日本开放市场的要求进一步升级。克林顿政府执政后，对日本实行了更为严苛的“结果导向型”贸易政策。日美关系一度陷入紧张。
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陷入长期低迷，加之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日美贸易摩擦逐渐平息。但美国并未因此停止对外贸易争端，伴随中国经济崛起，中美贸易摩擦成为美国对外经济关系重点。
从日美贸易冲突看中美贸易摩擦
观察日美贸易摩擦进程，可以看出美国穷尽各种手段，以平衡贸易收支为名，打压在全球经济中不断崛起并占据重要地位的贸易对手。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与日美相比，当今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性格局更加突出，美国对华挑起贸易争端已成必然，而且从长期看，中美贸易摩擦或成常态。从日本的前车之鉴，我们可以思考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中国方案。
第一，妥协退让并不能阻止贸易摩擦升级。在日美贸易争端中，美国一直咄咄逼人，主动进攻，日本多以妥协、服从或拖延来回应，但贸易摩擦愈演愈烈。日本被动应对过程中，出现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带来经济长期低迷的惨痛教训。美国此次挑起贸易争端，借口是中国市场开放程度不足。但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正是在四十年改革开放基础上实现的。中国按照新时代发展战略安排，发挥战略定力，完全有能力自主把握自身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节奏和步伐。
第二，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框架更利于处理贸易摩擦。WTO成立前，日美贸易摩擦解决路径基本由美国单方面提出对日制裁，结果多以日本妥协而告终。WTO框架下，以1995年日美胶片争端案的胜利为开端，日本重视运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来应对日美贸易冲突。我国作为WTO组织成员，应积极运用WTO规则，借鉴日本经验，培育构建产官学协调机制，提高解决贸易争端能力，维护自身合法利益。
第三，对外直接投资和现地化生产有助于缓解贸易摩擦。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增加对欧美发达国家投资，绕过其对日本高附加值产品实行进口配额、反倾销等贸易壁垒。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激化，日本对外投资大规模转向美国。以汽车为例，一方面实行自愿出口限制，另一方面各大厂商相继在美建厂，进行现地化生产，改善了两国紧张的经贸关系。与日本相比，“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合作平台。企业可在夯实国内产业基础上，建立海外生产基地，实现传统产业国际化转移和新兴产业的国际化发展。
第四，出口市场多元化有利于减少对美依赖。为应对美国贸易保护措施，日本主要将其成熟的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东亚等发展中国家转移，东亚地区成为日本产品出口生产基地，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严重依赖，避免出口市场过度集中引起的经贸摩擦。
第五，扩大内需有效抑制贸易摩擦。“前川报告”公布后，日本政府积极落实扩大内需政策并取得明显成效，有效缓解了贸易摩擦压力。扩大内需政策也提高了产品附加值，促进企业自主研发，提升了产品竞争力，有助于抑制严峻的贸易摩擦形势。
第六，汇率调整无益于解决贸易摩擦。从日本教训可以看出，日元被迫升值，不仅无法解决贸易逆差，反而加大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难度。此次美国并未将汇率作为武器，但长期看，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仍是解决贸易摩擦的一个选项。从根本上看，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是美元特权的表现，更反映出美国国内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模式。近年来，中国在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做出巨大努力，要彻底改变美国贸易收支巨大逆差问题，还需美国负起大国责任，做出调整供需失衡的相应努力。（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 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