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扩内需

　　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最近美国对部分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发动了迄今为止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央行宣布定向降准释放约7000亿流动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认为政府未来的政策重心应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并将扩大内需作为主基调。我认为，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扩大内需，但扩大内需绝不能动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清醒地认识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扩大内需，而且是积极的扩大内需。

　　（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供给侧扩大内需的中国方案

　　在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由此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是政府管理经济的重心应从原来的需求侧转向供给侧。

　　学界长期以来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扩大内需只能从需求侧着手。事实上，从供给侧也可以扩大内需。若生产过剩是由于总需求不足引起的，当然要从需求侧扩内需；但若生产过剩是由结构性问题所致，那么就应从供给侧扩内需。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矛盾：一方面生产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价格上涨，生态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另一方面，产业升级缓慢，过剩产能累积，需求外溢严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三期叠加”的大背景下，影响经济增长的突出问题有总量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更为突出。问题变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也要变，从需求侧扩大内需虽能实现总量平衡，却解决不了结构性矛盾。只有从供给侧扩大内需，才能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回溯经济学发展史，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对政府管理经济的看法是不同的。1803年，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提出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原理，这一原理被称为“萨伊定律”，其理论立足点无疑是在供给侧。在萨伊看来，有供给就一定有需求，市场能够自动出清。可是1929年至1933年西方经济发生大萧条，令“萨伊定律”不攻自破。1936年，凯恩斯用所谓“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和流动性偏好”等三大心理规律，论证了经济萧条的原因是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并提出政府要通过刺激投资和消费扩大有效需求。从此，政府管理经济的重心从供给侧转向了需求侧。

　　然而时过境迁，凯恩斯的立论基础今天已经不存在了。比如“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认为，当人们收入增加时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增加却赶不上收入增加，这样使新增消费在新增收入中的占比不断下降。可二战后随着消费信贷的兴起，欧美国家居民储蓄率急剧下降，说明消费倾向递减只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规律，并非永恒不变的规律。再比如“流动性偏好”，凯恩斯说由于人们有保持现金的偏好，政府不能通过调低银行利率的办法刺激投资，否则会陷入流动性陷阱。而我们今天看到的事实是，信用卡消费风靡全球，手机移动支付越来越普遍，大多消费者不再有流动性偏好。

　　上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陷入“滞胀”后，凯恩斯理论更是受到广泛质疑。为摆脱“滞胀”，供给学派应运而生并一度成为美国的国策，政府管理经济的重心从需求侧又回到了供给侧。从政策取向看，供给学派与凯恩斯主义其实并无大异。供给学派也主张刺激投资，不过办法是从供给侧减税。里根主政时期曾大量削减政府开支，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利润税。从实际效果看，减税虽然降低了企业成本，短期内也确实拉动了经济，但并没有解决美国的生产过剩问题，相反却加剧了结构性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立足于供给侧扩大内需，既不同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也不同于西方供给学派，更不是对“萨伊定律”的回归，而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综合研判全球经济大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二）

　　从供给侧扩大内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坚持从供给侧扩大内需，必须处理好近期任务与长期目标的关系。从近期看，要重点解决好当前面临的供求结构性矛盾，激活国内需求潜力；从长期看则是建立从供给侧持续扩大国内需求的长效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从化解当前突出矛盾入手，从构建长效体制机制、重塑中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着眼，既要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又要在战术上打好歼灭战。

　　从供给侧扩大内需，当前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落实“三去一降一补”，减少低端和无效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用更有效的供给满足消费者需求。可是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三去一降一补”只是供给侧的存量调整，与扩大内需没有关系。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的。事实上，中央要求“去产能、去库存”，就是为了给有效供给腾空间，就是在调整国内的供求矛盾；“去杠杆、降成本”，目的是提高企业竞争力，为满足国内需求提供更多物美价廉的商品；而“补短板”则是为了实行进口替代，将消费者的国外需求转化为国内需求。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经过近几年的改革，“三去一降一补”虽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整体经济运行质量和效果已得到显著提升，但这并不等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大功告成，更不能由此产生歇气松懈的思想。应该看到，供给不适应需求的问题还依然存在，在某些产业或行业甚至还比较严重，我们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在战术上继续打歼灭战。同时，还要注意将近期任务与长期目标保持衔接，要把改进当前供给质量与建立合理的供给体系结合起来，在战略上坚持打持久战。

　　在战略上坚持打持久战，总体思路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行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最终形成从供给侧持续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使我国的供给结构和供给能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需求，从体制机制上解决供求脱节问题。

　　具体在操作层面，要推动四个方面的改革：一是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体制，用市场价格信号引导资源优化配置；二是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强化企业的市场需求导向；三是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拉动国内需求的作用；四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通过优化投资结构优化供给结构，进一步提高供给适应需求变化的灵活性。

　　（三）

　　改进供给是立足供给侧扩大内需的关键所在

　　供求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关于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这段话讲得很清楚，扩大需求可以拉动供给，而改善供给、创造供给也可以扩大需求。

　　马克思曾经说过：“供给本身就是对具有一定价值的一定产品的需求。”这句话的意思不难理解，商品交换是不同使用价值的交换，商品生产者之所以出卖自己的商品，目的是为了购买别人的商品，既然大家都是“为买而卖”，有供给当然就有需求。从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看，人们的消费水平要由收入水平决定。如果一个企业有效供给增加，企业利润和员工收入会相应增加，人们收入增加无疑会带动消费需求增加。由此可见，从供给侧扩大内需，关键是要不断改进供给，不断创造出新的供给。

　　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立足于供给侧扩大内需，其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改进供给可以更好地满足国内需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居民收入迅速增长，对优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强烈，可由于目前国内的供给质量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导致大量国内消费需求转向出境购物和“海淘”上，而国内本土产品却严重滞销。再如，我们一方面从国外进口大量机械设备，而国内生产的机械设备却严重积压。事实证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要改进国内供给质量和水平，就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务之急是要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水平，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断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此外，还要通过调整和优化供给结构，从根本上解决供给与需求错位问题，只有供给结构合理且产品质量优良，才能真正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

　　其二，改进供给服务可以引导需求、扩大需求。大量事实证明，消费需求是可以引导的。以国内新能源汽车为例，早些年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并不看好，一个重要原因是充电桩等服务设施不配套。随着服务设施的完善，加上政府相关政策的引导，去年以来国内新能源汽车销售纪录不断被刷新。再比如，电子商务平台和物流业的迅猛发展，打破了实体店营业时间、店面位置的限制，为消费者提供了全天候、全方位、价格更优的购物体验。现在“网购”不仅在城市风靡，在广大农村地区也成为了一种时尚。据有关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移动购物用户为3.64亿，而2017年底已达5.27亿。

　　其三，创造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当人们的基本需求满足后，新的供给一旦出现就会带动产生新的需求。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事实确实如此。工业革命前，人们主要是靠坐马车出行，而今天不仅可以坐火车还可以坐飞机。30年前手机还没有问世，人们对手机没有需求。自从“大哥大”出现后，新的需求和产业链被创造出来，拥有智能手机的人数越来越庞大。放眼全球，通过创造供给不断创造新的需求，是经济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重要经验。（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王东京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