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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随着美国把贸易霸凌主义的矛头主要对准中国，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从目前形势看，美国肆意挥起单边加征关税“大棒”的做法受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谴责，必将对经济全球化造成重大危害。中国站在维护多边体制和国际经贸秩序、维护中国合法利益的坚定立场，为捍卫自由贸易始终保持克制和理性应对。从美方逻辑看，中美经贸摩擦涉及中国体制特征、产业政策、经济模式等一系列问题，有必要深入分析美国挑起经贸摩擦的话语逻辑、基础支撑和核心诉求，在此基础上统筹推进“六稳”举措，引领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美国发起经贸摩擦的话语逻辑
从2017年美国商务部发布的“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报告，到今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对华301调查报告，再到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前提交的“中国贸易破坏性的经济模式”报告，这三份报告相互支持，靶向明确，构成了当前美国政府在国际经贸领域对华挑起摩擦的基本话语逻辑。
首先，美方的“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报告指责中国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和控制，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并认为这是中美贸易不平衡以及美国面临其他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并由此武断认定中国是“非市场经济”模式。诚然，在市场经济演进历程中，中国政府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这一做法是有产业理论作为支撑的。事实上，美国经济一直以来都是沿袭了“政府+市场”的模式，而非其所主张的完全的“自由经济”。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主张自由经济，他就认为美国的经济现实完全不符合自由经济的主张。近期美国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大搞企业投资限制、干预企业全球设厂布局，以达到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战略目的，这显然也不是自由市场经济。
其次，美国301调查报告片面指责中国有关技术进步和创新的产业政策，认定中方的法律、政策和做法，削弱了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价值，降低了美国的全球竞争力，阻碍了创新投资。事实上，一方面美国凭借其世界一流的技术强国优势建立了针对中国的庞大而严厉的技术防范网，中国不可能偷窃美国技术，或逼迫美国企业转让技术。另一方面，301报告允许美国政府以政策不合理或具有歧视性从而对美国商务造成负担为由，对外国实施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惩罚措施。但什么政策是不合理的或歧视性的、是否对美国商务造成负担或限制，却是美国说了算，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博弈规则，是服从服务于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根本需求的，更是对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公然践踏。其最终目的是要求中国改变相关领域的产业政策，延缓中国的技术和经济的进步速度。
再次，美方否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否定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和地位，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违反了自由贸易原则，这显然是美国单方面的主观臆断，缺乏必要而充分的证据。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拉米明确说，中国没有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这是一个最权威的回答。美国没有以此为借口将中国告上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也说明美国的主张并没有法律依据。对中国经济模式的猛烈攻击，实质上是当前美国政府将中国视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在位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围追堵截行为，力图遏制中国发展。
中国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形成与积极进展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不断成熟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征、产业政策、国有企业改革进展、民营经济发展成就看，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已经形成，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正在凸显。
从经济体制建设的历程看，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已经形成。从1992年十四大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始终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不动摇，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政府职能发生深刻转变，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明显增强。正是凭借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逐步形成和经济体制改革持续释放的微观活力，中国实现了经济的超预期发展并推动了全球经济格局的转变。联合国发布的《2018年世界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国2017年对全球的经济贡献约占三分之一，经济总量占世界的15%左右。
从产业政策实践看，中国的产业政策具有指导性和现实合理性。从国际比较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早期阶段较多采用产业政策具有现实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重视产业政策是合乎规律的现象，而且我国的产业政策是指导性的，也没有强制性技术转让的法律规定。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就表示，“中国的技术进步来自从中国政府巨大基础科学投资中获益的了不起的企业家们，以及来自中国精益求精、重视科学和技术的教育体制”。事实上，美国也始终没有放弃过采用产业政策这一工具，美国联邦政府的减税扶持、创新补贴、设立小企业局等直接干预市场的行为随处可见。正是产业政策的红利持续释放，使得当前美国产业依然位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高端、高附加值环节。抛开美国的产业政策实践，指责中国产业政策损害美国的知识产权、创新投资和技术开发以及其他世贸成员的利益的言论是荒谬的。
从国有企业成长历程看，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中国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起步较早，1984年开始推动计划经济下的国营企业向市场经济下的国有企业转化；1993年提出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等。30余年的市场化改革驱动着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形成了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民营经济取得的成就看，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改革开放40年来，党和政府坚持把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着力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了新动能、新机遇、新空间。可以说，当前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进入到转型升级的历史新阶段。据最新的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民营企业的数量占全国企业总量的99.3%，民营经济占GDP总量的66%，税收贡献率71%，社会就业人口占近90%等。
统筹推进“六稳”重点举措，引领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中美经贸摩擦标志着当前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结构性变化，需要我们在全面总结40年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关键领域的改革开放，弱化中美经贸摩擦的“负面”冲击。就当前来讲，必须做好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六稳”工作，以“稳中求进”应对“稳中有变”，力争我国在应对中美经贸摩擦与外部环境演变的复杂形势下赢得更大主动。
稳就业稳投资就是保基本稳运行。稳就业就是要稳增长，既需要关注经贸摩擦对就业的冲击，加强就业监测和保障，更需要系统完善各个领域的社会政策。要积极落实国家发改委联合十六部门印发的《关于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积极稳定和促进就业的指导意见》，着力长远稳定和促进就业，加快构建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实现就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稳投资要着力在创新、绿色、民生等领域鼓励形成新的投资需求，推动形成民营、国有、外资共同投资的优质营商环境。投资要在加大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和坚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层面精准发力。
稳外贸稳外资就是借外势应外变。稳外贸要妥善应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继续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深入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积极扩大出口，多角度降低贸易成本。稳外资，既要推动落实扩大开放、大幅放宽市场准入的重大举措，又要通过制度创新，加快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保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产业优惠政策等方面保障外资参与公平竞争。要按照国际高标准市场开放模式深化自贸区改革，赋予自贸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加快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推动国家级经济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平台建设。
稳金融就是控风险强实体。稳金融既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又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要积极落实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精神，切实做好金融稳定工作，形成政策合力。货币政策要在流动性总量保持合理充裕的条件下，更加重视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既要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强化窗口指导等方式增加货币供给，也要提高存量货币的周转速度与效率。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要加大国债和专项债的发行力度，保持在建项目的顺利推进，稳定基建投资所需的资金来源。监管政策应更重视考虑实体经济承受力，把握好结构性去杠杆的力度和节奏，协调好各项政策出台时机，积极防范风险。
稳预期就是揽全局增信心。预期稳定才能使经济行为更具长期性和持续性。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态势。一方面世界银行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预计，受消费增长强劲等利好因素带动，今年中国经济预计增长6.5%，比1月份的预测值上调0.1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底发布的最新年度评估报告认为，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预计2018年经济增长率为6.6%。这些折射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良好预期。下半年，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还将不断释放红利：以补短板为重点，适度扩大有效投资，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积极释放更多内需潜力；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切实解决制约创新发展的堵点、难点和痛点，催生新的市场主体活力；扩大对外开放，创新应用负面清单制度，努力吸引更多的外资，创新外贸方式和渠道，驱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展现全新魅力。
（作者：张占斌，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孙飞，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