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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1978—2018，中国改革开放一路向前，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
这是成就辉煌的40年，中国人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奋勇打拼，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也是攻坚克难的40年，中国人一次次穿越风雨、化危为机，不断迈上新台阶。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口述历史——40年，中国更精彩”系列报道，约请40年间部分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者、参与者及重大改革事件的亲历者，围绕改革开放重大节点、重要理念，讲述政策决策过程，梳理改革开放发展历程。
●有些人只看到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却看不到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有些人只看到当前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依然存在的种种差距，却忽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基础；有些人只大力批评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的进展不到位或新产生的各类问题和矛盾，自己却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对策和建议……这都是不客观、不全面、不科学的。
●虽然在达到更大体量后，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有一定的放缓，但综合改革开放40年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和态势无论是横向看还是纵向看都是一枝独秀，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中国在短短4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引起某些国家和某些势力的嫉妒和担忧。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和错觉。中国即使再强大，也绝不会称霸世界。对我们来说，这种担忧和嫉妒本身就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巨大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的鲜活注脚。试想，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会有哪一个国家真正在乎过中国的态度？
●有一种观点宣称改革开放之前工资虽然低，但那会儿的钱“更实在”，而现在名义工资虽提高了不少，但是物价涨得更高。其实呢？通过生活常识稍加分析，就很容易发现这种观点站不住脚。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重新回到了讲台，开始为恢复高考后中国人民大学77级的学生们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具有“经世致用”的特色，是为了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要而产生的科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建设乃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息息相关。
当时，面对改革开放的任务和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在经济理论上还有很多模糊不清甚至误解的地方。有些理论工作者对马列原著当中的理论本身存在误解、错解，例如曾批判“科学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强调的观点。有的则教条主义地搬弄马克思主义，如认为“社会主义要消除商品经济”这个马克思的观点在我国已“成为现实”，并认为人民币不是货币，拿国家工资的人员到国营商店买东西不是商品交换关系，而是用“劳动券”领取消费品，以此否定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存在商品经济。还有些人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摒弃”，其实他们所要摒弃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对此，我一直认为不应该回避争论，应澄清谬误、明辨是非。毕竟，真理愈辩论愈明，正确的理论才能够更好地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
改革开放使我有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上世纪80年代，我先后两次应邀赴日本高校讲学，并参观了日本多家工厂、报社和名胜古迹。有一次，我想看一看日本公共交通的情况，提出想乘坐一下日本的公共汽车。上车后我注意到前方有两排用不同颜色标明的老弱孕妇座位空在那里，后上车的年轻人宁可站着也不去占用这些空着的特殊座位。同时我还看到居民们很遵守公共秩序，上车和参观时排队有序、没有加塞或强占现象。这些让我认识到，只有高度发展，人们才能够实现物质精神的双富足。我参观日本的几家现代化工厂，深感只有科技创新、大力发展生产力，摆脱“左”的束缚，国家的繁荣富强才能够真正实现。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国际影响力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的各种新矛盾、新问题也以不同形式呈现出来，从而影响了一些人对改革开放40年历史进程的评价。有些人只看到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却看不到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有些人只看到当前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依然存在的种种差距，却忽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基础；有些人只大力批评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的进展不到位或新产生的各类问题和矛盾，自己却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对策和建议……这些“一边倒”式的批评，我认为都是不客观、不全面、不科学的。我对这些观点都进行了辩析，澄清了理论是非。
邓小平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衡量改革开放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三个有利于”。如今，我们评价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最合适的角度与标尺，就是重新从这“三个有利于”出发，加以审视和分析。
40年来，正是改革开放大大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增速在全球范围内名列前茅。如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世界第一大吸引外资国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仅就经济增速来看，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计算比1978年增长33.5倍，年均增长9.5%，平均每8年翻一番，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
虽然在达到更大体量后，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有一定的放缓，但综合改革开放40年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和态势无论是横向看还是纵向看都是一枝独秀，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就拿之前表现最好的日本来说，其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黄金时代”维持了近20年。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后就紧随欧洲进入工业革命。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日本战前所积累的雄厚物质和技术基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济恢复起来也就比较快。相比之下，近代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欺凌，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整个国家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可以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脱胎于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所面对的发展基础较差，生产力发展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殊为不易。
40年来，正是改革开放显著提高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
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十一位；2000年超过意大利，居世界第六位；2007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折合12.3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左右，比1978年提高13个百分点左右。近年来，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稳定器。当然，经济只是综合国力的一个方面，综合国力还包括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等诸多方面。
现在，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方面的分量都已经大幅提升。在国际上，很多事务都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很多重要的问题离开中国就难以解决。特别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更是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尽管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通过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并不想称霸世界或者去充当什么“世界警察”，但中国在短短40年中取得的巨大成就还是引起了某些国家和某些势力的嫉妒。面对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这些人妄图压制中国前进、阻碍中国发展。其实，认为中国“国强必霸”其实是一种误解和错觉，也可以说是种不必要的担忧。中国即使再强大，也绝不会称霸世界。当然，这种担忧和嫉妒本身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巨大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的鲜活注脚。
试想，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会有哪一个国家真正在乎过中国的态度、会考虑中国的权益和诉求呢？
40年来，正是改革开放明显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尽管不同时期，评判生活水平的标准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真真正正的提高。这种提高，并不是小提高，是较大幅度的提高。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17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4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年均下降2.4个百分点；中国减贫人口占全球减贫总规模超七成。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改革开放给老百姓生活带来的变化，也不乏种种谬论。比如，有一种观点就宣称改革开放之前工资虽然低，但那会儿的钱“更实在”、购买力强，而现在名义工资虽提高了不少，但是物价涨得更高。有人据此得出结论说“中国改革开放给民众带来的好处只是账面上的，实际购买力低了”。其实呢？通过生活常识稍加分析，就很容易发现这种观点站不住脚。
1956年时，小学基层教师和公务人员的最低月工资是30元左右， 大学助教和带徒弟的二级工人师傅月工资也不过42元，那时候鸡蛋是七八毛钱一斤，猪肉是八九毛钱一斤，手表和自行车120元左右。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期是“短缺经济”，连最低生活必需品也需要“凭票购买”。如今，大多数收入较低的农民工月工资也能达到3000元左右，全国多数人的月工资收入平均增长了100倍。而鸡蛋、猪肉、面粉、手表、日用品等商品的价格涨幅平均算下来也就是10多倍。同时，衣食住行等生活消费品的供应，既在量上可以得到满足，而且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档次和水平也提高了。再从收入数字来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74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22.8倍，年均实际增长8.5%。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322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18.0倍，年均实际增长7.8%。
改革开放40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以“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审视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时，不难感知这些年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取得这些成就靠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来说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理论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具体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它引领着我国改革开放与发展的进程。
近些年来，有人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因此认为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摒弃”，这其实是错误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私有制的存在，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发展不够高的结果。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条件下，不可能存在私有制；同样道理，在社会主义社会要以公有制完全取代私有制，必须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提供了平台，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要求，符合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就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所引起的不正确的认识有二：其一是认为我国转向市场经济偏离了社会主义；其二是认为既然改行市场经济，就应与西方市场经济接轨，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否则就是改革不到位。应该明确：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
当然，从“三个有利于”的角度出发，改革开放这40年的发展历程也不能说只有成绩而没有问题，其中还是有不少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
比如，我们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发展方式过于粗放，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再比如，在宏观经济调控上，经济时而过热时而过冷的现象多次出现。上世纪80年代末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搞“物价改革闯关”就引发了一轮严重的通货膨胀。又比如，我们在收入分配问题上一度提出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没有很好地遏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实际上，效率与公平的适用情况应该是“生产重效率、分配重公平”。单纯从分配角度而言，只存在合理不合理、公平不公平的判断维度，不存在收入分配过程本身的效率问题。这些经验教训，无疑将会为今后的道路提供更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要尽快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因为这是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基本条件。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始终把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加人民福祉、走向共同富裕联结在一起。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就是不断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过程。其中每一项政策措施的成败得失，也都可以从“三个有利于”清晰得见。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我们过去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有所缓解，新的任务又摆在了面前。
我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中高端生产力相对不足，低端低质产品过剩而高端高质产品供给不够充分，不能满足人民提高了的美好生活需要，因而形成了供给和需求新的不平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需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也需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把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动力都充分激发出来，共同致力于高质量高效益的发展，共同推动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理念。我们党所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就是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新理念、新途径。
如何检验新时代下工作的成败呢？我们党特别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思路，让“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成为检验一切工作成败的重要标尺。这把标尺与“三个有利于”一脉相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党的根本宗旨的准确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虽然我们已走过万水千山，但仍需要不断跋山涉水。在新时代，中国人民将继续自强不息、自我革新，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敢于向顽瘴痼疾开刀，勇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将改革进行到底。”这番话，表明了中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指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前进方向。
改革开放新征程，四十不惑再出发。如今，我也时常在想，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如何更好地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繁荣的新需要。社会经济的发展，既离不开自然科学的支撑，也离不开社会科学的支持。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它有着很明显的意识形态特点。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能否繁荣发展和正确运用。我认为，中国还要大力培养和造就一批真懂真信又善于发展创新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大家，担负起时代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我自己也愿意在这一过程中与时俱进，再多做一些工作。
（作者：卫兴华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曾荣获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杰出成果奖、吴玉章终身成就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等。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 王俊岭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