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岩：借鉴日本经验推动我国现代经济体系建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需要，适时调整市场体制、产业体系、科技创新等经济体系子系统，构建了高效的现代经济体系，成功推动长达30年的经济中高速增长。我国可以充分借鉴日本在经济体系现代化建设中的得失，推动我国的现代经济体系建设。

　　日本的主要经验和作法

　　战后恢复期到第一次石油危机是日本经济体系现代化建设期（1950年-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到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是日本经济体系现代化转型期（1974年-1991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至今是日本经济体系现代化的调整期（1992年至今）。日本经济体系现代化发展是一个不断变革、不断完善的过程。

　　产业体系从“重厚长大”到“轻薄短小”

　　日本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采取“倾斜式”的产业发展政策，优先发展钢铁、煤炭、金属冶炼等重化工业与汽车、机床等重型制造业，形成了“重厚长大”的产业体系。在1973年石油危机和汇率升值的双重冲击下，日本政府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产业重心从高耗能的“重厚长大”产业向低耗能、高附加值的家用电器、微电子、节能汽车等“轻薄短小”产业升级。

　　科技创新从“技术引进”到“技术立国”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资本、劳动等要素供给相对充裕，但生产技术相对滞后，日本政府在税收优惠、资金奖励、外汇使用、技术培训等方面对技术引进予以大力扶持，在汽车、半导体等重点产业采取了技术换市场的做法。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日本的技术出口限制逐步增加，倒逼日本提升自主研发能力。日本提出“技术立国”战略，构建了“产学官”结合的研发体制，通过不断激发企业研发活力的方式提升自主创新水平。

　　市场体制从“政府主导”到“市场竞争”

　　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为提升供给侧的配置效率与刺激需求侧的活力，政府扮演了隐形市场“主导者”的角色。政府制定了经济发展计划，尽管计划的指导性强于约束性，但为实现计划目标配套的财政、金融、产业、区域等相关政策对推动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作用。这种体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出现了增长停滞、债务增加等诸多结构性问题。为此，日本也仿照欧美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市场化改革。减少财政支出，控制政府债务规模。实施国有企业私有化与垄断行业改革，允许民营企业自由参与。通过渐进式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多元化的融资体系、放松汇率管制等方式推动金融领域改革。

　　开放体制从“本国保护”到“全面国际化”

　　战后日本为快速培育本国产业的竞争力，以结构性保护关税与限制外资准入为主要手段，实施较为严格的“本国保护”政策。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发展进入瓶颈期、石油危机、日元升值、美日贸易摩擦等内外部问题的共振，倒逼日本不断扩大对外开放。1986年发布的《前川报告》提出为摆脱因贸易巨额顺差造成的国际“孤立危机”，日本必须改造需求主导的经济结构，加快扩大海外投资，把全面国际化作为日本的立国之策。

　　日本经济体系现代化发展的教训

　　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灭至今的调整期中，经济体系革新没有跟上经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导致市场出清困难、市场失灵等问题，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

　　市场化改革滞后

　　虽然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结构性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真正涉及深层次、触碰利益集团的改革并未实行。政府权力过于集中，官员与商人之间形成利益依存关系，权力寻租现象频繁发生。直到1996年才以“金融大改革”为突破口，实施包含行政、财政、金融、教育、经济结构与社会保障的六大系统性改革。

　　重大风险防范应对不足

　　日本对重大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防范应对不足，是其经济体系现代化建设中最惨痛的教训。日本从“金融压制”到“金融过度”的转换失当，使金融业脱轨于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造成资产泡沫，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推出了允许混业间准入、实现外汇自由兑换、鼓励金融衍生品发展、取消个人投资者限制等改革措施，提振金融体系服务能力，但由于监管相对滞后，且缺乏相应的产业、投资配套政策，反而使得资产泡沫破灭后，日本的债务问题进一步恶化。

　　错失技术革命发展机遇

　　日本错失信息革命的发展机遇，核心原因是其对传统的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产生了路径依赖。从创新端看，日本属于“改良型”创新体系，相较于与欧美的“源发型”创新，日本更重视对已有技术在应用端改良。当日本从追赶者转变为领跑者，“改良型”的创新体系就无法支撑技术革命的需要。

　　对我国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启示

　　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关口，可以充分借鉴日本在经济体系现代化建设中的得失，推动我国现代经济体系建设。

　　统筹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首先是要重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在进一步落实好化解过剩产能、关闭僵尸企业的同时，要以新兴的消费需求拉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其次是加快推动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要在轨道交通装备、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智能机器人、智能汽车等重点领域，组织实施关键技术产业化。最后是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坚持以信息化工业化融合为突破口，带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建设一批高质量的工业云服务和工业大数据平台。

　　创新金融体制机制

　　要以“疏堵”结合的方式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减少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首先要切实落实好结构性去杠杆政策要求，加快实现低效金融资产、金融机构的市场出清。其次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谨防宏观政策波动带来的金融风险。最后要加快推动金融体制机制创新。

　　加快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要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加大对基础研究的倾斜力度，提升基础研发占全部研发费用的比重。要抢占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的发展高地，加快实现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生命科学技术的生产和应用，推动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向适应技术革命发展的方向优化升级。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首先是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加快放宽市场准入，出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放宽社会资本进入领域。其次是加快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扩大混合所有制改革覆盖面，要在石油、电力、铁路等垄断行业实现改革突破。最后是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以农村集体产权、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知识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归属清晰、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产权界定、交易和保护制度。

　　优化对外开放布局

　　要加快放开市场准入，逐步取消汽车、电子等产业关税保护政策，落实WTO关税和开放承诺。根据我国产业的比较优势，紧抓当前国际分工调整机遇，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充分发挥在钢铁、建材、玻璃、光伏、纺织等领域的产能优势，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产能合作。增加对欧美高端设备、精密仪器、汽车手机等高附加值产业的直接投资，规避贸易壁垒。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增强国际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