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应合力应对全球经济下行风险

　　全球经济的四大风险：

　　首先，贸易紧张局势仍是一个重要风险。

　　其次，全球公共和私人债务高企，全球金融状况自去年秋季以来已经收紧。

　　第三，包括英国退出欧盟以及其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因素也可能使得全球经济的风险加剧。

　　第四，包括原油在内的国际能源价格的大幅波动，给一些能源出口国的宏观经济带来不确定性。

　　全球经济未来两年增速预计将趋缓，下行风险加大。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秘书长林建海与其同事蒋旭峰日前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假如各种风险不严重加剧，短期内全球经济应该不会出现全面衰退，但政策制定者需未雨绸缪，合力采取有效措施增强财政和金融缓冲，减少经济增长下滑带来的负面影响。

　　全球经济的三大新特征

　　记者：全球经济正从强劲扩张转向增速放缓，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将呈现出哪些特征？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林&蒋：总体而言，目前全球经济呈现三大新特征：

　　第一，全球经济增速减弱。去年10月IMF已下调了2019年和2020年的全球增长预测，部分原因是贸易摩擦的影响。IMF最近对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进一步下调，反映了金融市场情绪转弱，以及一些重要经济体的增速放缓。采购经理人指数、波罗的海综合运价指数等显示未来经济活动预期乏力，其他一些高频数据也显示去年第四季度全球经济增长势头减弱。除美国外，很多国家的工业生产、特别是资本品生产，已经减速。全球贸易增长率也在下降，世界贸易组织在2018年9月将2018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速从之前预测的4.4%下调至3.9%，并将2019年的全球货物贸易增速预期下调至3.7%。

　　第二，全球经济增长的不均衡性上升，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表现参差不齐。在发达经济体内，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出现分化。尽管受近期宣布的贸易措施、股指下行压力影响，美国经济的预期表现要好于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欧元区预期增长将从2018年的1.8%下降到2019年的1.6%，2019年增速比去年10月的预测低0.3个百分点。其中，作为欧洲经济“火车头”的德国受实行新的汽车排放标准后工业生产下滑等因素影响，今年的预期经济增速为1.3%，比去年10月的预测要低0.6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仍将保持较快增长，2019年预期经济增长4.5%，比去年10月的预测低0.2个百分点。在最近发布的报告中，IMF维持了对中国2019年6.2%的经济增速预测。

　　第三，全球经济风险偏于下行。这主要表现在贸易局势的紧张、全球债务高企、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国际能源价格的大幅波动方面。

　　全球经济的四大风险

　　记者：我们注意到各国对全球经济的下行风险较为关注和警惕，能否详细分析一下这些风险因素的表现和影响？

　　林&蒋：首先，贸易紧张局势仍是一个重要风险。贸易合作在过去70多年里推动世界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和繁荣。如今自由贸易进程受阻、贸易摩擦增加，如果不能有效化解分歧，进而导致关税壁垒增加，会从贸易、投资、价格等多个渠道直接冲击经济增长。另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将削弱商业信心、破坏供给链、冲击金融市场。据IMF去年10月的估算，在严峻的情况下，贸易摩擦升级可能会在未来两年内降低全球经济增长率0.8%。

　　其次，全球公共和私人债务高企，全球金融状况自去年秋季以来已经收紧。在美元走强的情况下，许多国家的债务负担日益加重。2017年，全球债务（包括公共和私人债务）已达到184万亿美元这一历史最高水平，比2007年增加约60%，为全球GDP的两倍多。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十年之后，从公共财富这个角度仍然可以管窥危机留下的伤疤，IMF去年10月发布的《财政监测报告》指出，在17个样本国家，公共部门的财务净值（资产与负债之差）比危机前减少了11万亿美元。IMF利用一个包含57个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数据的样本做出分析显示，这些国家的家庭债务与GDP的比率在未来三年内每上升5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下降1.25个百分点。

　　截至今年1月初，虽然美元实际有效汇率相对于去年9月大体保持不变，一些新兴市场的货币汇率从去年下半年的低点有所回升，但是随着投资者普遍减少风险资产敞口，新兴市场经济体在2018年下半年出现净资本外流。IMF去年10月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估计，在严峻的情况下，不含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可能因国际金融环境变动面临高达1000亿美元的债务组合资金流出，这大致相当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流出的资金。如果美元汇率进一步走强，国际资本市场利率升高，可能会加剧一些基本面较弱的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资本外流压力，并加重外债负担，可能会进一步引发融资困难。

　　第三，包括英国退出欧盟以及其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因素也可能使得全球经济的风险加剧。英国脱欧结果持续不确定的负面影响与2019年预算宣布的财政刺激的正面影响预计基本相互抵消。除此以外，各国新政府政策议程的不确定性，包括美国联邦政府再次“关门”的可能性，中东和东亚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因素都可能拖累全球经济增长。

　　第四，包括原油在内的国际能源价格的大幅波动，给一些能源出口国的宏观经济带来不确定性。比如财政收支、物价水平、国际收支、行业生产等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可能通过价格和金融等渠道进一步扩散到其他经济部门。

　　应对风险

　　单个经济政策体空间有限

　　记者：在全球经济增长的风险偏于下行和政策不确定性升高的情况下，全球经济会不会在近期内出现全面衰退？

　　林&蒋：对于这个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的判断是，假如各种风险不严重加剧，全球经济应该不会出现全面衰退。

　　记者：如果下行风险进一步加剧而导致危机，各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有没有足够的政策应对工具？

　　林&蒋：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是：全球应对经济衰退的政策空间有积极进展，但也面临压力。

　　从积极方面来看，全球金融危机爆发10年后，全球金融监管框架得以强化，国际社会制定的广泛监管议程帮助增强了全球银行体系，流动性提高，银行监管加强，银行业普遍遵照巴塞尔协议III关于资本和流动性的要求，广泛采纳压力测试，影子银行业务得以控制，大部分国家建立了相关宏观审慎部门。此外，一些新兴经济体的汇率政策变得更加灵活，外汇储备也比2008年更加充裕。

　　从政策应对空间来看，许多发达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空间有限。

　　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当时的20国集团协同作战，纷纷出台扩张性的财政或货币政策，采取了诸如资本支持、债务担保、资产购买等措施，限制了受创的金融部门拖累实体经济，快速控制了危机的波及面。然而，当前多个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都缺乏应对危机的足够空间。

　　货币政策方面，当时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美联储大幅降息，全球主要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也大幅度扩张。如今，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利率还很低，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当前仍在实行负利率政策。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缩表”正在进行中，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去年12月的加息后维持在2.25%至2.5%的水平。主要经济体要通过货币政策宽松来应对下一轮经济衰退的空间远不如十年前。

　　财政政策方面，多个主要经济体的财政政策扩张的能力受到高债务规模的制约，主要经济体应对下一轮经济衰退的财政政策空间有限。且由于债务规模已经相当大，这些国家再次推出财政刺激方案可能面临更大难度。

　　从金融救助和监管框架的角度来看，在上一轮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监管改革的一个新动向是减少利用公共资金来进行外部救助（bailout），而要加强金融机构的内部纾困机制（bail-in），但是内部纾困机制所需的资金来源仍待夯实，其效力也没有充分得到验证。如果下一次经济或金融危机出现，再次推出外部救助举措的可能性也在下降。

　　合力应对挑战才是明智之举

　　记者：正如您刚才所讲，2018年，围绕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博弈更为激烈，贸易领域的冲突也对全球经济构成了负面影响，未来，国际社会应如何应对挑战？各国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林&蒋：我们认为，加强国际协调合作面临多重挑战。

　　由于反全球化情绪的抬头，导致国际协同精神退步，削弱了应对未来危机的能力。与此同时，一些国家政策出现内顾倾向，使得全球经济贸易治理格局遭受冲击，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对促进全球增长和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国际机构的信任度有所下降，国际多边秩序遭到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全球经济出现下一轮衰退，国际政策协调的难度也会超过十年前。

　　全球经济不仅面临上述爬坡过坎的短期压力，而且还面临技术进步、全球化等中长期趋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解决气候变化、网络犯罪、国际难民等挑战的跨国协作趋于弱化。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带来的机会和挑战并存。如果更多的新科技能够被充分利用到生产领域，必将提高生产率甚至带来新一轮的产业革命。数字革命正改变着经济、商业和金融版图，给消费者、企业和监管部门带来了机会和风险。数字化意味着更加高度融合的全球化，这就要求各国加深合作，挖掘新科技的潜力，同时审慎应对相关风险和经济转型期可能出现的结构性摩擦。

　　各国还应当扩大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成果，包括化解贸易分歧、完善贸易体系，继续金融监管改革，以及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等。各国应当加强政策协调，解决对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产生不满的根源问题，降低贸易成本，在不提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情况下化解分歧，并巩固全球金融安全网。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可以从它的四个层面着手，包括增强国家外汇储备、两国之间的双边互换安排、区域性融资安排和IMF的可贷资源。尽管从2008年到2016年，用于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资源增加了约两倍，但各国政策制定者仍需防范下一次可能到来的经济衰退，并提高IMF的可贷资源，确保IMF在全球资本市场上继续发挥稳定器作用。

　　在国内政策方面，各国应当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举措来促进增长，减少经济的脆弱性，重建政策空间，改善中长期经济增长前景。

　　发达经济体应采取措施提高生产率，提高劳动力参与，特别是女性参与程度，并保证充分的社会保险和社会安全网。货币政策应确保通胀预期继续得到有效锚定。建立财政政策缓冲，以补充应对经济衰退时的政策空间。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则需要重视债务负担沉重、资产负债表货币和期限错配等问题，需要加强宏观审慎框架。在外部金融环境收紧、风险增大的情况下，提高汇率灵活性也有助于缓冲外部冲击。IMF的研究发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财政状况较强以及汇率制度更为灵活的国家，产出损失较小；全球金融危机之前金融脆弱性较高的国家，产出损失较大。在通胀预期得到较好锚定的经济体，货币政策可在必要时为国内经济活动提供支持。一些国家应当进一步推进财政改革，优化财政收支结构，这些措施有助于维护长期增长的资本开支，以提高潜在增长，增强发展的包容性。（访IMF秘书长林建海与其同事蒋旭峰 经济参考报记者周武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