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回家过年遭催婚”“年轻人不爱生孩子”“中国剩男剩女数量增长”……近来，生育问题频上微博热搜，人口问题总能引起全社会讨论。国家统计局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比2017年减少200万。据此推算，2018年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4~1.5。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26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2016年总和生育率低于1.4的仅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浦路斯、希腊、西班牙、波兰、新加坡，照此说，我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国家行列。
生育率下降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人们的婚育观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城市的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压力大，养育子女的成本上升使得年轻人生育意愿下降。同时，现代女性获得了和男性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在职场竞争上也能与男性旗鼓相当，经济实力的提升使女性掌握了婚育的自主权，并不断推迟婚育年龄。
生育率低迷会让人口年龄结构加速老化，且人口总量可能陷入“负增长”。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年末，我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16658万人，占总人口的11.9%，2000年的这一比例仅为6.96%。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逐渐显现。从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劳动力供给的改变推升了劳动力价格，使得原有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要继续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必须提高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使得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需求愈发迫切。另外，劳动力数量下降还将造成储蓄率、投资率和消费率的下降，从而引起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老龄化加深会引起社会抚养负担加重，还会带来养老、医疗和照料等问题，对社会福利体制构成挑战。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人口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应对人口生育率变化应从全局性、战略性的视角出发，加强包括人口、抚幼、教育、就业、产业、收入分配、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住房、养老等环节的制度建设，形成政策联动和制度协同的完整布局。
一方面，从促进生育的角度，应该积极完善生育政策，消除制度障碍，满足有能力生育多个子女家庭的生育需求；并为生育政策提供力所能及的财政支持，采取税收减免、教育津贴等灵活多样的政策；加大对学前教育和托幼机构建设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有利于儿童成长的社会福利体制；构建友好、包容的生育环境，为家庭解决后顾之忧。
另一方面，生育政策调整只能延缓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无法改变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除了调整人口生育政策之外，必须加快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增长方式转变，减少经济对劳动力数量的依赖；振兴人才战略，保持经济创新力；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和健康城镇化，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尽快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养老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解决养老的后顾之忧。
（作者：杨舸，系中国社科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