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总体平稳,但金融过度收缩带来了下行的压力。未来几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从金融、房地产、实体经济升级三方面入手深入调整、深化改革。
要以金融调整为抓手推动实体经济的升级。今天实体经济的结构已经和金融的结构错位了、不一样了,金融的结构没有跟上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要调整。
基建融资必须要改。基础建设规模仍然很有潜力,特别是在机场建设、铁路里程、油气管道等领域,跟美国、日本、德国这几个发达国家相比,总体上有较大提升空间。况且,从基础设施建设原则上讲,应该适度超前。等到全部把楼都建起来了再搞基建,技术上是不可行的。即便可行,成本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基建是有发展潜力的。
对杠杆率要有理性的、科学的认识,中国经济宏观的杠杆率目前还不算高,是可控的。现在我们的杠杆率占GDP之比,一般认为在260%左右,跟美国是完全一样的,几乎没有差距。日本是350%,新兴市场国家一般低一点,150%左右。
查阅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宏观杠杆率,可以发现,一个基本规律就是储蓄率高的国家,宏观杠杆率也高一点,一般国民储蓄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安全的宏观经济杠杆率可以上升3个百分点。我们的储蓄率比美国要高30%左右。因此,我们安全的宏观经济杠杆率应该比美国高100个百分点。
一般来讲,国家越富杠杆率越高。比如,美国、德国的宏观杠杆率都比印度尼西亚高。中国经济已经是大国经济,资本账户的管控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对金融的稳定性应该有基本的自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该过分担心现在的杠杆率,应该把注意力从关心杠杆率本身转向杠杆的结构上。
所以,一定要转变我们的思维,不是简单把化解与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等价于去杠杆,应该更加关注不良资产的重组,更加关注新增贷款和信托的质量。
金融方面应该加速不良资产的处置,尤其要加速“僵尸企业”退出。在这方面,不良资产的处置和产业升级应该配套进行。
实体经济面临兼并重组的重任,这个过程一定会产生一些不良资产,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也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我们不要把重点放在宏观杠杆率上,而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加快调整上。比如汽车行业,我们有200家做整车的汽车厂家,而在德国、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相同类型的企业一般不超过5家。这就是中国实体经济亟待升级提高的最好案例。
金融方面还要进行资本市场改革,首先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现在大家一谈资本市场往往就是谈股票市场,其实资本市场的主体是债券市场。很多企业不适合发股票,但是可以发债。债权人要比大股东、普通股民对企业的约束力更强。所以,发债是比发股票更重要的一个融资渠道,全世界都是如此。所以,债券市场要大规模发债,尤其是要把银行间交易的债券市场和交易所打通。现在老百姓一听到上市,就是到上交所、深交所买股票,却想不到买债券。其实应该转变这个观念,应该把这两个市场打通。
此外,我们还应从严格的法治入手,治理股票市场。不光是证监会,更重要的是相关司法机构要联合起来抓股市的违规问题,这也是金融大调整的重要方面。
经过仔细的测算,我们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只要中国经济在2019、2020和2021年能够深入调整、深化改革,就能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长速度。
(作者李稻葵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