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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
我们要抓住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这个重点，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
要把金融改革开放任务落实到位，同时根据国际经济金融发展形势变化和我国发展战略需要，研究推进新的改革开放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化对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认识，正确把握金融本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精准有效处置重点领域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攻坚战，推动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金融工作，多次就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做出重大部署，并在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三大攻坚战”中的首位，明确提出“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去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充分肯定三大攻坚战取得良好成绩的同时，也强调要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具体到金融领域，在这一年里，货币供应和社会融资增速放慢，债券违约规模和违约只数有增加趋势，表外业务和非标资产存在潜在违约情况。金融领域在去杠杆过程中前期积累的各种风险正在逐步释放，但当前风险总体可控？还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前奏？这些情况都是广州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时，必须清醒认识和认真对待的。
准确判断当前金融风险，提高防控金融风险能力
从宏观层面看，最大的金融风险不是杠杆率的绝对水平，而是融资收缩较快导致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快速提高。2018年以来，为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防控金融风险的要求，监管机构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银信业务、委托贷款、资产管理、流动性等方面的监管新政，随着监管新政的实施，影子银行业务中的信托贷款、委托贷款规模持续萎缩，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下降。
截至2018年12月末，全国广义货币(M2)余额182.67万亿元，同比增长8.1%，与上年同期持平。狭义货币(M1)余额55.17万亿元，同比增长1.5%，比上年同期低10.3个百分点。广州地区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54788.09亿元，同比增长6.7%，比上年同期回落1.4个百分点；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40749.32亿元，同比增长19.4%，比上年同期上升4.3个百分点。存款增速持续较大幅度低于贷款增速，将导致银行流动性压力加大和可用资金紧张，特别是受表外融资转表内的影响，当前银行信贷供需偏紧，贷款利率有所上升。与此同时社会融资增速的放缓、非信贷社会融资的可得性明显下降，将进一步造成企业融资成本不可避免地出现上升。考虑到商业银行贷款的偏好，相对于国有大型企业融资，中小民企和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压力更大。从稳定广州市实体经济运行角度，必须关注融资较快收缩、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可能产生的问题和风险。
从中观层面看，金融风险是涵盖互联网金融在内的类金融机构与传统金融之间的交叉传染风险。目前广州约有2万家类金融机构，数量远大于持牌机构，其中互联网金融企业占全省（不含深圳）总数超过50％。以互联网金融为例，在网络时代，P2P平台之间往往存在业务交叉等现象，使得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市场间的关联效应凸显，同时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资金将在互联网金融市场和传统金融市场间频繁流动，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期限错配、流动性转换、信用转换以及杠杆层层叠加等潜在风险。单个P2P平台的倒闭很可能带来“多米诺”效应，并将单个市场的流动性风险通过利率的传导机制传染至其他市场，从而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风险交叉传染。
从微观层面看，金融风险主要体现为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2018年我国债券违约总规模为1375.77亿元，涉及债券119只，分别是2017年同期的3.5倍和3倍。对债券违约原因分析发现，违约风险更多是由外部融资收紧，而不是内部现金流恶化而引发的。2018年以来的金融严监管叠加政府债务严监管，对企业的经营和融资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前期政策宽松条件下部分企业大量融资，负债扩张较为激进，这种模式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无法复制。
虽然在2018年债券违约企业中没有广州企业的身影，但可以发现受市场风险偏好下降、避险情绪加重的影响，民企特别是中小民企抵御风险能力较差。从中长期看，在去杠杆和强监管的环境下，信用资质较弱和对外部融资依赖度较强的民营企业、央企边缘化子公司及地方竞争性国企的融资环境不容乐观，债券市场的风险可能持续释放，因此未来一是要警惕近一年内债券到期的广州企业可能存在的违约风险，二是要重点关注因债券市场融资通道受阻造成的企业经营风险。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广州实体经济发展
可以看出，当前广州在重要金融领域内的风险总体上处在可控状态，但潜在风险和隐性问题仍需引起高度关注，尤其是社会融资增速下滑对实体经济带来的压力不容忽视。我们注意到这些问题和风险的根源在于金融服务的供求不匹配。一方面是广州作为国内经济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在经济结构转型期间形成了快速的金融服务需求变化；另一方面是广州地区金融服务的有效供给不能与之匹配。金融供求失衡局面的长期持续，造成的结果就是实体部门和金融中介通过绕道的方式满足新的需求变化。金融中介从中获得了较高的利润增长，同时也承担了高风险，实体经济部门则为此付出了更高的融资成本和更高的债务杠杆率。
如何解决金融有效供给不足的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给出了答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
我们欣喜地看到，为贯彻落实党中央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精神，在未来三年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广州市制定了《广州市决胜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并将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作为《行动计划》的指导思想，制订了六项重点行动和五项保障措施确保《行动计划》的顺利执行。但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广州需要根据党中央新的要求、国家和地方经济金融形势的新变化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加深对防范化解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强调，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防范化解风险的基础。要注重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风险，坚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我们要深刻认识到防范金融风险和发展实体经济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防范金融风险离不开政府债务持续可控、企业稳健发展、实体经济平稳运行。目前广州市属国企改革和转型工作仍任重道远，部分企业在应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寻求结构转型中遇到了困难。因此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工作中，必须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清醒认识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隐性债务的潜在风险，直面广州经济发展转型中的具体问题，反思和改进产业指导政策与实践，建立企业风险监测预警机制，确保实体经济稳定运行，筑牢防控系统性风险的基本面。同时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工作中，必须按照中央和省的部署并结合广州的实际情况，切实做好防范金融风险工作，确保金融机构更加聚焦聚力支持实体经济。
二是建立健全适应新的金融监管体系的地方金融风险防控工作机制。随着国家“一委一行两会”新金融监管体系的建立，“7＋4”类机构监管权力的下放，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将在防范和化解广州地方重大金融风险工作中承担更大的责任。但是在部分监管权力下放移交的同时，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在依法实施监管职责和与“一委一行两会”合作中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部分类金融机构的监管由于监管主管部门的转换，监管规则和制度暂未明确，在金融监管上出现了监管空窗期或多头监管的现象。广州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必须按照《行动计划》中的部署要求，尽快适应新的监管职能，明确自身对地方金融的监管职责权限以及应对风险的处置责任，建立健全适应新的金融监管体系并符合地方金融发展实际的工作机制。
（作者系广东金融学院华南创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