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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对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治理的关注近些年越来越多，如何治理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成了其中谈得最频繁的一类。当气候变化、难民危机、自然灾害、粮食安全等经常成为各种论坛的讨论主题时，一个问题也在产生：时至今日，对人类生活影响最大的“全球性问题”到底是什么？又应以什么样的尺度去衡量什么问题最具全球挑战性？
经济全球化规制不力曾引发灾难
对此会有不同的判断和衡量标准。但以往的人类历史，会给人们以强烈的提示。笔者近年重读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史，一个深刻感受是，当时世界的各种政治紧张，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大多与英国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过快、缺乏政治规制有关。当18世纪60年代由英国率先发起的“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中期以后扩大成为一波“浩浩荡荡”的经济全球化大潮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产业结构的巨大调整、商业活动的大幅拓展，改变了很多国家甚至全球的经济、社会结构尤其是利益结构，也让既有政治体系失去承受能力，使无论个别国家的政治还是国际关系都陷入紊乱。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多数政治事件，都与当时的经济全球化过程有关。以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南北战争为例，对这场战争的成因，以往的研究已经很多，今天更需要的是对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内战相关性的研究。
在当时英国主导的工业化时代，纺织业是支柱性产业，而其所需要的棉花将近80%又是从美国南方进口的，这也使英国当年对北美的投资，在总的海外投资中占了1/3左右比重，到19世纪中叶，一个全球性的棉花体系形成了，该体系很大程度上集中在英国和美国，尤其是利物浦、曼彻斯特和美国南方。在南北战争前夕，美国内部已经极度利益疏离、南北两大地域不再是利益共同体，相反，从利益关联度看，美国南方与当时英法两国尤其是英国，更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的前提是利益共同体，当1860年代的美国南北方在英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生严重的利益疏离时，政治上的分裂也就难以避免。
在美国内战发生半个世纪后，太平洋另一端的亚洲，中国清朝也在经历较长时间的生死危机后，最终于1911年在内忧外患中解体，并在其后陷入南北两个政权对峙、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倾轧的长期政治混乱局面。致清朝于死地的“外患”究竟是什么？同样不可忽视当时的经济全球化背景。晚清的内乱、革命及崩溃，是英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主动找上门(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在被迫进入这个体系的过程中，内部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南部地区受经济全球化影响更深，由此导致与美国类似，中国在南北两大地域上也发生了不断加剧的利益疏离和思想分化，并在清朝消亡后演变为南北两大地域集团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多方面对立。
美国内战、清朝崩溃及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的解体，都还是发生在经济全球化外围地带的灾难性政治事件，而在二战结束后，作为全球化的动力和中心地带，英国努力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殖民和帝国体系，也在达成最大规模时土崩瓦解，由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也走向终结。其成因很大程度也在于，在英国推进经济全球化时，本与殖民母体英国高度相关的殖民地利益，在不断加深的全球经济联结中，转而与其他经济体也发生利益关联，进而产生离心倾向，殖民体系不再可以维持。
资本无序扩张再度成为时代最大挑战
经济全球化必然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在利益结构上的巨大调整，如果政治意志无法对此进行规制和有效协调，必将冲击到个别国家的政治体系和国际关系，从而不仅在相关国家造成政治撕裂，也给国际关系带来紧张和对立。从上一波经济全球化规制不力带来的惨痛经历来看，再没有什么比国家内部的激烈冲突和国际关系步入失控和混乱，更可能给人类生活带来严重灾难了。
转至今日，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动力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也迎来越来越多质疑声。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质疑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不同，发达国家也对由其自身发起的全球化表达出越来越大的恐惧。这反映出，百年前所经历的资本意志贪婪扩张对国家意志的激烈冲击，再度回归人类生活。显然，那些“非传统安全”问题无论被说得有多重要，也都不会比这种“传统”问题来得重要。近些年来，人们感受得比较多的，是传统的大国竞争再度登场。一些人在忧心于国际关系会不会再次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注目于主权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时，可能会忽略一个事实，即这些“新”的场景，不过是一个老问题的再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扩张及其导致的阶层分化甚至阶级化，已使经济问题外溢为社会、政治和安全问题，此乃主权国家之间发生碰撞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这是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前期最大的“全球性问题”，而在如今同样如此。
一百多年前，在面对这个最大“全球性问题”时，当时世界的主要大国曾纷纷寻找解决方案，美国是威尔逊主义和罗斯福新政、苏联是计划经济与共产主义、德国则是国家社会主义，这些“主义”同时出现，不仅在国家治理而且在全球治理层面，都发生了多种理念或方案的竞争。但无论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集团”还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集团”，都强调要规制资本的无序扩张和运用国家力量对受损者进行利益平衡。
商业扩张瓦解政治体系的利益调节能力，是经济全球化引发政治混乱的基本成因。一个世纪后，资本对国家发挥利益平衡者作用再次形成阻碍，这也成为当下各种社会冲突和政治紧张的重要缘由。这种情况下，需要做出的选择，或是规制商业扩张，或是推进政治体系变革，但最终目标都是政治体系维持或重构作为利益平衡者的功能，但这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都是巨大挑战。(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