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国际化渐得“良方”

　　从曾经赤手空拳走天下，到现在练好内功再出发，近年来，随着中医药发展顶层设计的不断完善，我国中医药行业在加强科研创新、制定行业标准、对接国际规则等领域不断深耕，逐渐摸索出中医药发展的科学路径，中医药国际化渐入佳境。

　　曾经“慢郎中”现在“急先锋”

　　在刚刚结束的“第十三届国际络病学大会”上，一项名为“基于心脑血管病变的脉络学说理论研究”的中国973项目研究成果发布，再次证实了中医方药在治疗心血管疾病方面的确切疗效。

　　在这项研究中，项目专家通过临床研究证明了中医通络药物在解决心梗后无再流及灌注损伤这一世界医学界难题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显示出中医方药的独特优势。

　　越来越多的中药正在摆脱“慢郎中”的印象，向急性心梗等危急险重疾病领域发起总攻，以其不凡疗效，受到国际医学界的关注，逐渐成为治疗急难重症的“急先锋”。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西医发展壮大以及中医急诊总体水平落后，“中医治慢性病，西医治急性病”的观念深入人心，造成中医药在危重急症领域的阵地不断萎缩。事实上，追溯中医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中医治疗急症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从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到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再到明清时期温病学说的创立，中医急诊医学早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丰富的危重急症治疗医论医方，对于危重急病的治疗有着巨大的潜力。

　　“中医药在危急重症领域的功效之所以没有显现出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说，“是因为重视不够”。

　　有专家分析，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医发展式微，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医的研究对象搞错了，重点放在了慢性病的治疗上，而忽略了中医的优势——急危重症。

　　近些年，中医药开始向急重症领域持续发力，获得了不凡的研究成果与临床实践效果。中医药治疗危急重症的能力重新获得世界医学界的关注与认可。

　　根据2016年发布的《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中医药除在常见病、多发病、疑难杂症的防治中贡献力量外，在重大疫情防治和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疗效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肯定。中医治疗甲型H1N1流感，取得良好效果，成果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同时中医药在防治艾滋病、手足口病、人感染H7N9禽流感等传染病，以及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等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治中，都发挥了独特作用。

　　2003年，中医治疗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方案，实现了使用纯中医药方法治愈SARS，中医药成为抗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一支重要力量。2013年，H7N9禽流感病毒肆虐之际，各省再次将中医药应对策略提升到了重要位置，相继出台了H7N9中医药防治方案，相关治疗方法显示出良好的临床疗效。再一次让人们意识到，擅长慢工出细活的“郎中”治疗急症也是“行家”。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重症的相关创新研究成果也得到国际认可。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振义、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将传统中药的砷剂与西药结合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疗效显著提高，因此获得第七届圣捷尔吉癌症研究创新成就奖。中医药在治疗危急重症方面的创新研究与良好成效让世界看到中医药的“能耐”，渐渐改善中医药在西方国家“保健品”“补充、替代医学”“安慰剂”的尴尬境地，有助于以“药品”身份进入国际市场。

　　世界需要中医药走出去

　　近些年来，国家对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空前重视，不断加大对中医药科研的投入和中医药产业的支持，中医药发展硕果累累，“墙内开花，里外都香”，中医药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得到了广泛提高。

　　“中医药走向世界，前提是因为世界需要中医药。”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说，随着中医药科研水平不断提高以及临床研究效果逐渐凸显，现代医学也正在以一种更开放态度欢迎中医药。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介绍，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目前103个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其中29个设立了传统医学的法律法规，18个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中药也逐步进入国际医药体系，已在俄罗斯、古巴、越南、新加坡和阿联酋等国以药品形式注册。中医药已成为中国与东盟、欧盟、非洲、中东欧等地区和组织卫生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在全世界有40亿人使用中草药治病，占全世界总人口的40%。目前世界传统医学治疗市场每年达到600亿美元，而且仍在不断增长。2015年我国中药工业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超过了7800亿元，占我国医药工业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近1/3，中药进出口额达到48亿美元。作为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中医药为推动健康产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目前，中医药市场仍是一片蓝海，蕴含巨大潜力，有待进一步开发。不仅是我国，美国、英国、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也正在积极开展中医药研究，布局中医药研发与生产，并已取得相应成效。

　　耶鲁大学的研究学者从中药古方中萃取4种植物（芍药、黄芩、甘草、大枣等）的有效成分，重新组合后制作出效果稳定的抗癌药。经临床实践证明，该药物对直肠癌有辅助治疗效果，能加强多种抗癌药的疗效。日本的一项研究亦证明，黄岑对骨髓瘤细胞有抗增殖作用。

　　在日本，许多汉方药企业建立了自己的汉方研究机构和中药材生产基地。韩国也成立了韩方药专门研究机构。在欧洲，英国、意大利等国家，也已经有公司以中草药为基础，进行中医药治疗肿瘤、糖尿病的研究与尝试。

　　我国在中医药科研领域也迈上新台阶。根据《中医药发展“十三五”规划》，十二五期间我国建立起以16个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为重点平台的临床科研体系，中医药防治传染病和慢性病的临床科研网络得到完善。共有45项中医药成果获得国家科技奖励，科研成果转化为临床诊疗标准规范、关键技术和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药新药，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要讲世界语言也要讲中医语言

　　事实上，中医药的国际化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困难重重。中医和西医从起源、结构以及理念等各方面均不相同，自成体系，在走出国门时难免遭受质疑与阻碍。另外，同西方现代医学相比，传统中医药治疗会因时、因人、因病不同采取不同的方法，疗效也存在不确定性。这同现代医学所要求的标准化生产与治疗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标准欠缺、成分不明、作用机制不清晰、药效不稳定等问题制约着中医药的国际化。

　　钟南山院士说：“中医药想要在国际上得到认可要讲世界语言。”中医药被国际广泛接受依赖于现代医学对其疗效的肯定，其中的关键环节在于中医药标准国际化以及中医药研究验证方法的科学性，“中医药国际化要讲世界语言是指中医药从研究到生产整个过程都要做到与国际接轨，符合国际标准。”

　　针对这些关键点，从去年开始，国家相关部门颁布了《中医药发展 “十三五”规划》《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中医药法》《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等文件与法律法规，从顶层设计上为推动中医药创新发展与国际化提供了指导与保障。

　　在具体操作层面，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说：“中医药的国际化，需要以科技为支撑，以标准为引领。首先要求我们修炼好中医药的‘内功’，把中医药研究以及标准制定的功课做好，确保中医药走出国门后能够有效、安全以及质量可控。”

　　张伯礼院士介绍，2014年，中国启动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中药安全检测技术及标准平台”项目。该项目将通过建立内源性和外源性有毒有害成分检测方法及限量标准，解决困扰中药质量控制和使用安全的问题。目前已经建立了中药材染色、增重问题的标准检验方法，以及数百项中药材毒性成分、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其中，中药国际推荐标准50项，20种进入美国药典审核程序，10种中药标准纳入美国药典。

　　中医药国际化需要质量可控稳定的中医药产品。针对中药材市场存在的质量参差、以次充好的现象，中国推进中药材培育与质量控制技术研究和推广，开展多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形成了数个行业规范与标准草案，并制定了中药首个ISO标准——人参种子种苗国际标准。

　　在中医药的科学研究上，近几年来我国中医学界也积极与国际接轨，在疗效证明方面从依靠经验转变到依靠临床研究上来。以循证医学为代表的现代医学研究方法也已经在国内中医药研究领域得到较广泛的重视与使用。

　　张伯礼院士说，循证医学研究方法的使用，使我国中医药研究成果能更好更快地被国外所接受。据介绍，目前，我国有5种中药通过美国FDA的II期临床试验，有4种在欧盟注册研究。

　　中医药走向世界，既需要世界语言，也维持了中医的特色语言。

　　从过去的单方药，到现在复方药物的疗效也进一步被国际上所接受，在中医药苦修“内功”之余，国际接受度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吴以岭院士说：“从中药参与美国FDA二期临床试验的经验看，评价机制从过去的重视作用机制与成分含量，到现在重视疗效。世界对中医药的看法与要求也发生了改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双方之石可以搭桥，”张伯礼院士说，“中医药国际化之路越走越宽，需要中西医学以更加宽容、开放的姿态相互交流。才能推动人类医学事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