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5日晚上,作为淘宝网某日本零食代购店老板,刘洋心里一直徘徊着4个字:大势已去。
他原本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收看中央电视台“3·15”晚会,可还没看到一半,他的心就凉了半截。节目曝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质检总局”)早已禁止从日本受核辐射影响地区进口食品,然而产地在禁令范围内的多款日本食品,却还是出现在一些海淘网站和线下体验店的货架上,包括在中国风靡一时的“卡乐比”麦片。刘洋售卖、食用这款麦片已经一年多了,看直播时手边就有一包。
节目还没结束,刘洋的手机就持续响起“叮咚”声。当天夜里,这家平时每天只有几百位顾客的店铺收到了上千人发来的消息,有人质问自己上周买的一款日本巧克力产地是哪里,有人在吃完食品后要求退款,还有人直接开骂:“把有核辐射的东西卖给同胞吃,你还有没有良心!”
刘洋和店里3个客服人员“最初没怎么敢回复,只能乖乖退款”。几天来,这家店铺的成交金额基本为零,而退款金额已经达到约3万元,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
几乎在一夜之间,日本“网红麦片”就彻底在天猫国际、京东全球购、网易考拉等国内大型跨境电商平台上消失了。打开另一些知名日本食品品牌的天猫国际旗舰店,最先出现的是一长串白底黑字的“原产地证明书”,店内产品已经全部下架,只留下“销量超××亿”的豪言壮语和“请等着我,马上回来”的山盟海誓。
刘洋暗地里曾经不止一次地扪心自问:“我真的在害同胞吗?”
地震造成的福岛核泄漏事件,已经过去6年。而这次引起公众关注的,不仅是核辐射是否影响了食品安全,还有贸易进出口流程、国家对进口食品的监管等问题。
他们代表了一种声音——管它有没有问题,我不吃不就行了
“核辐射对食品安全的影响是肯定存在的!”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几乎喊了出来,“食用受到核污染的食品如果达到一定剂量,就有可能出现各种急慢性病,例如免疫系统受损、代谢功能降低、脏器受到损害等。”
也有专家认为,那个“一定剂量”仅通过食物很难达到。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副教授杨祎罡的研究方向是核技术及应用,他认为,被空气和水稀释后,放射性物质的浓度已经降得很低,再通过食物链传递给人,“餐桌上可能存在的风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并引发海啸,由于冷凝器失去动力供给,反应堆就像被持续加热的高压锅一样爆炸了,造成核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
从那以后,原本被锁在日本核电站里的放射性物质铯和碘就顺着空气和水进入了地球的生态圈和食物链。沾着放射性物质的气溶胶颗粒就像烟雾一样迅速在空气中扩散。部分放射性物质顺着地表水和地下水渗入土地,汇入洋流,进入动植物内部,再进入人类的身体。放射性元素的衰变快慢不一,有的只存在几秒,有的却可以存在几十万年。
2013年,日本厚生劳动省陆续发布通知,宣布福岛县及周边地区生产的谷物、禽类、水产中检测出放射性物质含量超标,对其采取限制销售措施。而随着原子核的衰变,泄露出的核辐射也一直呈指数下降。
自然界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发出的射线被称为“本底辐射”,普度大学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日本2014年辐射超标的食品比例已经非常低,到现在,可以认为福岛地区出产食品中的辐射已经恢复到了事故前的水平。
“我们本身就生活在一个充满辐射的环境中,一束阳光、一碗面条、一根香蕉,其实都有辐射,只是都在正常的范围内。”杨祎罡说,“日本核辐射地区生产的食物也是这样的,就像在一个充满噪音的环境中大喊一声,并不会引人注目。”
这个“量”的尺度究竟在哪,科学界尚存在争议,对中国科学家来说,最难逾越的障碍是无法接触相关基础数据。刘洋想给自己一个答案。他没看到产品对人体可能产生危害的数据,因此相信自己“并没有害同胞”,甚至为了打消顾客的疑虑,在镜头前直播“吃麦片”。边吃边问:“你信了吗?”
许多人依然表示不会再购买这款麦片,他们担心食品安全,更怕添上心理负担。“不冒险”是共同原则,包括朱毅和杨祎罡,也包括相当一部分居住在日本的人。他们代表了一种声音——管它有没有问题,我不吃不就行了?
“核辐射事件对食品安全的影响,个体可以忽略,但国家不能忽略”
中国制定食品进口政策的逻辑同样是“不冒险”。“核辐射事件对食品安全的影响,个体可以忽略,但国家不能忽略。”杨祎罡说。
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的第13天,国家质检总局就发布了《关于禁止部分日本食品农产品进口的公告》,禁止进口日本福岛县、栃木县、群马县、茨城县、千叶县的乳品、蔬菜及其制品、水果、水生动物及水产品。产地涵盖栃木县的“卡乐比”麦片,被这一政策拒之门外。
两周之后,质检总局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从日本进口食品农产品检验检疫监管的公告》,禁止进口食品的地区增加为12个,新增了宫城县、山形县、新泻县、长野县、山梨县、琦玉县、东京都,并规定如若进口日本其他地区生产的食品、食用农产品及饲料,报检时应提供日本政府出具的放射性物质检测合格证明和原产地证明。
两个月后的6月13日,质检总局“经过风险评估”,允许进口日本山梨、山形两个县2011年5月22日后生产的符合中国要求的食品、食用农产品和饲料。
当时,在一家主营日本进口食品的国内进口商工作的俞望辰入职不到半年,主要负责饼干糕点、糖果巧克力、软饮料、米面杂粮与调味料等商品的电商销售和进口清关工作。年轻气盛的俞望辰有些灰心,他正在筹备公司天猫店铺的开业,却“没什么东西可以卖”。公司大受打击,持续亏损,可售卖商品种类从1000个缩减到50多个。
中日食品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包麦片想要来到中国,路途是漫长而曲折的。尽管这并不妨碍中国在2011年成为全球第一大食品农产品进口市场。在俞望辰的公司,每一批进口的每一个产品都需要单独出具证明文件。每个集装箱有80~120种商品,需要相应数量的原产地证明,再加上正常报关需要的入境检验检疫、海关报关单、进口关税单、合同、发票、装箱单等,一次报关需要提交给出入境检验检疫局(CIQ)的材料厚度能达到三四十厘米,要用箱子装。
“CIQ的审核会具体到所有原产地证明上的信息和翻译件是否完全一致,陆运、船运等运输方式也要一一确保无误。”俞望辰回忆。
食品从日本启航运抵中国港口后,还要面对最后一道关卡。海关负责对报关商品的价格、数量、关税是否准确进行核实,而CIQ负责商品的中文标签、卫生及品质资质审核,以及最后的实物商品抽样检测。“核辐射检测的流程并不复杂,成本也并不高,很多人为了检测环境,都会自己购买一个小型的手持辐射探测仪,比如入门级的盖格计数器,只需要几百元钱就能买到,尽管精确度不算高,但也能大致提供周围环境的辐射水平。”杨祎罡说。
在俞望辰的记忆中,合法入境的商品在层层管控下很少出现抽检不合格的情况,“偶尔有也是因为申报时候的一些小错误”。
在朱毅看来,国家在制定关于食品进口政策时的一个原则是“预防性”,也就是“宁可信其有”,正规渠道进口的日本食品没有必要担心有核辐射,也根本不会进口类似“卡乐比”麦片的产地不合规定的食品。“日本核辐射好比一头凶残的老虎,但目前看,还被关在日本的笼子里,我们不用害怕。”
总有几根“虎毛”掉落在“笼子”外面。代购、跨境电商等平台的兴起,让这包产于日本核辐射区的麦片,悄然避过了层层检验,流入中国市场。
“大家一开始都说进口食品好,怎么一下子全变了呢?”
最开始迎接这包麦片的,不是中国消费者的惊恐,而是喜爱。
“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后,中国消费者对国产食品的信任度有所下降。去年,刘洋投身进口食品行业,做起了日本零食代购,“竞争相当激烈”。他没想到干了才一年多,连本都没赚回来,消费者的口味又变了。
朋友在日本联系卖家,刘洋在国内联系买家,然后商品直接从日本发给消费者。他甚至从没去过日本,也没听说过那个《关于进一步加强从日本进口食品农产品检验检疫监管的公告》,在日本的商品选购完全是“看顾客想要啥”,并不会特别留意原产地。
他没想到“顾客至上”也会出事。他更想不明白:“大家一开始都说进口食品好,怎么一下子全变了呢?”
通过代购、海淘或者自贸区进口的食品不属于“货物”,而是“私人物品”,因此不需要像一般贸易的商品一样,经过检验检疫等程序,也就逃脱了监管政策的约束。“等于你个人在国外买东西寄到国内,是由个人来对这个商品的质量负责。”俞望辰说。
“进口食品不一定就是安全的,来路不明同样有可能存在风险。”朱毅表示。根据国家质检总局此前发布的《“十二五”进口食品质量安全状况》白皮书,“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中国相关部门共检出不合格进口食品12828批、6.8万吨,几乎所有种类的进口食品均有不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情况,包括微生物污染、品质不合格、食品添加剂不合格和标签不合格等。
除了食品本身存在的问题,云无心认为,在这类非正规渠道进口过程中,无论是包装、运输、储存流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有让食品安全受到影响的风险。
“可能出现包装破损,或者被混装运输。”云无心说,“关键在于出了问题消费者无法正常地追责和维权。”
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新版《食品安全法》相较于6年前的版本,“食品进出口”一章的字数增加了一倍,几乎每一条都被详细地扩充、解释。但始终未出现关于代购、海淘、跨境电商的条款。
直到去年,财政部发布《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经过1年的过渡期,今年5月11日,该规定将在天津、上海、杭州、宁波等10个试点城市正式实施,要求网购保税商品“一线”进区时须按货物验核通关单,并对化妆品、婴幼儿配方奶粉、保健食品等商品提出了首次进口许可批件、注册或备案要求。
短时间内,这款日本麦片在中国不可能轻易买到了。留给刘洋继续纳闷的时间不多了,店铺还在不断亏损。他不再徒劳地给顾客直播吃麦片,也再也不想为顾客代购这款商品,而是跟朋友商量,以后进货“一定要看一下产地”。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刘洋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