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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最近网上流传一篇奇文，将矛头指向马云、柳传志、冯仑、史玉柱、沈国军、钱颖一等九名企业家、学者共同发起创办的湖畔大学。在一连串充满阶级斗争哲学的表述之后，这篇檄文铺陈出的耸人听闻结论是：
“资本巨头们有着合流的趋势。这是他们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局的新应对，也是这些精英前台人物不甘于被操控的命运而要想‘独立自主’而建立的新组织。”
按照这种逻辑，中欧、长江这类商学院早该成为被取缔的对象，中国要重返改革开放前的时代，以民营资本的消亡为荣。这种活在“文革”想象中的写作者，一直是中文互联网上一种奇葩的存在。他们人数不多，却能制造出高分贝的噪音，以各种方式否认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常识在他们这里是一种稀缺品。
针对湖畔大学的批评代表了一种最新的动向，“重燃阶级斗争”的锋芒开始指向互联网时代崛起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以马云、柳传志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商界精英开始被低幼的“阴谋论”所缠绕，“文革”时期惯用的“棍子”和“帽子”在新的话语包装下，风雷激荡，让有识者顿生“不知今夕何夕”之慨。
如果在时间轴线上做一划分，或许可以将40年改革开放分为长度相等的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更多代表的是一种废墟上的重生，民营企业破土而出。企业家身上的关键词，是向“先进生产力”的致敬与效仿。这种后发优势，在让中国成为正常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道路上，功效卓著。湖畔大学的共同发起人之一柳传志，就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
从1990年代末到现在，这二十年间恰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互联网横空出世并迅速商业化，给了中国商界精英一个与西方社会几乎相同的起点。这一次，中国民营企业家不再只是单纯的效仿者，他们更是创新者。在和西方的商业角力中，他们击败了一个又一个对手。可以不谦虚地讲，在代表未来的互联网商业世界中，中国和美国已是当之无愧的双翼，欧盟和日本在这一轮的竞赛中，难掩黯然之气。而这一阶段的代表，就是湖畔大学共同发起人之一的马云等人。
从更宽广的视角，甚至可以说，中国国际话事权这些年的稳步提升，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明乎此，就会知道，目前在网上喧嚣的反对新商业文明的声音，是如何殚精竭虑试图将中国拉回一个孤立的、封闭的、落后的、贫困的、愚昧的旧大陆。
在改革开放40年的第一个阶段（前20年），曾有过三次左、右思想的交锋，足够波谲云诡，但最终仍无法阻碍中国社会向改革、开放的正确轨道上前行。试过的错，足够惨烈，现实不会再度选择历史的倒车。
相较于前20年的思想交锋，目下活跃于互联网上的一小撮反对新商业文明和改革开放的声音，要小得多。他们是一股逆流，在洞悉自身没有扭转乾坤重回旧时代之力后，于缺乏制约的网络环境中，愈发显得声嘶力竭，丧心病狂。早年对柳传志的攻击，早已被证明是极左势力的倒行逆施，现在对马云、马化腾和李彦宏的非议，同样带有反对改革开放、反对全球化、反对互联网新商业文明的浓墨重彩。
对企业家要慎用诛心之论。他们是中国最务实的一群人，用商业推动社会进步，是最直接的一条路径。相较于传统企业，互联网公司的社会关系网络更为简单，其成功更多倚仗个人才能和对风口的把握。这些年来，他们在公益和企业社会责任上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马云、柳传志等人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新商业文明的最具代表性人物，最能反映新时代成果。如果搞掉他们，谁最高兴？那些反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人会手舞足蹈。那些反对经济全球化的人会手舞足蹈。那些反对互联网新商业文明的人会手舞足蹈。
反对改革开放，中国将继续在文革的禁锢中故步自封。反对经济全球化，中国将不能共享到来自全球的文明普惠。反对互联网新商业文明，中国将在新一轮的大国崛起机遇面前丧失先机。
搞掉马云、柳传志等民营企业家，谁最高兴？是那些敌视现代商业文明的顽固分子。他们在文革期间曾助推中国走向一个歧途，现在又想要中国再退回到40年前。
回望文革岁月，“停课闹革命”曾让中国失落了一代的精英教育。恢复高考后奋起直追的四十年，足以写就一本大部头的中国人的“光荣与梦想”。在大学教育上，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减，但差距仍巨大。
和民营企业家更相关的是商学教育。除了大学的经济学专业之外，各类商学院也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相对而言，后者和商业运营实践之间有着更紧密的联系，其学员也多以商界精英为主。按照那篇抨击湖畔大学文章的鬼怪逻辑，长江、中欧商学院才应是更早的“资本巨头合流”的危险政治信号。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商学院的经济属性，让它的效应纯然惠及商业世界。这些商业精英，其实是最希望稳定的一群人，惟“在商言商”才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构成时代的稳定中坚。从国外如美国的经验看，商学教育所带来的也绝非危险，而是国家崛起和快速发展的动力。
湖畔大学和这些商学院，其实并无本质的不同。只不过湖畔大学更强调商业实践的经验，也因此它更契合企业主的需求，解决他们的痛点。
全球范围内，最好的商业创新之地在硅谷。几十年来，政府决策者和商业人士，一直在寻求破解硅谷之谜。各地建了很多高新产业园区，但却很难发挥效用，很多已经变成“蚊子馆”。不仅中国大陆，海峡对岸的台湾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我们知道，硅谷的产生，得益于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商学院比起来，斯坦福大学有更强的商业创新性和孵化能力。没有斯坦福大学，建再多的高新产业园，也不会产生硅谷。同理，商学院本身的局限性，也注定他们不可能成为硅谷的摇篮。
如果关注那些在硅谷成长起来的商业奇才，从雅虎的杨致远到谷歌的拉里佩奇，你会发现，他们的脱颖而出，更多得益于斯坦福大学和硅谷产学相融的环境。教育和创业在这里是合一的，可以相互快速切换。这是任何商学院所不能比拟的。
或许斯坦福大学和硅谷，注定是难以简单模仿的。在中国，类似的产学相融的实践或许就在杭州，在湖畔大学。我们知道，在阿里巴巴、网易等的带动下，杭州的创业氛围几居全国之冠，这里涌现了大批的互联网“独角兽”，也有更多的后来者在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上急行。这种创业氛围和湖畔大学的教育共同构成一种可相辅相成的硅谷想象空间。
湖畔大学现在自然无法和斯坦福大学比拟。但斯坦福大学成立之初，也有过简陋和艰难的历程。相比起来，湖畔大学的资源调动却又优渥得多。历史不会简单的相似，即便我们大胆假设湖畔大学某一天成为了中国商业创新的摇篮，它也注定和斯坦福存在较大差异。
无论如何，时代的巨轮总在向前，互联网商业的力量无远弗届。古人说：仓廪实，知荣辱。换到今天可以进化地说，商业的兴起，不仅提升人的素质，也将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崛起。
就像现在回看改革开放的三次思想交锋一样，我们总难免慨叹反商者的愚昧。在这个互联网商业力量正向变革社会的时代，我们也将看到那些“食左不化”者，一点点被碾压，终成时光隧道中破碎的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