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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民营油企20年：拯救在政策开放之后
高阳
早晨9：30分，在宝塔石化北京总部7层的会议室，一位长者推门而入。在场的两位宝塔石化高管立即起身。“主席好。”他们对这位长者如是问候。长者的身份，是宝塔石化集团董事局主席。他叫孙珩超，今年57岁，在胡润2016年中国富豪排行榜上位居626。
危机与艰辛
“2008年，一夜之间油就卖不动了，交钱的人不提油，正在签合同的人也不交钱。”谈及那场危机，孙珩超心有余悸。回想2008年，忽然之间金融危机爆发，油价从150多美元跌到了30多美元。在此之前，孙珩超和宝塔石化未曾遭遇过现金流的困境。
1997年，孙珩超收购了一家小型炼油厂。炼油设备有很多塔器，那公司就叫宝塔。这就是宝塔石化的名称由来。今年，正好是宝塔石化创立20周年。
1997年创业后，孙珩超的企业经营顺利，现金流相对充裕，可以凭借利润自我发展。在孙珩超的记忆里，2000年前后，基本不怎么需要贷款。一直到2002年，宝塔石化开始快速扩张，才有少量贷款，但一直没有还款压力。然而，到了2008年，境况似乎逆转。库存卖不出去，让孙珩超记忆犹新。
金融危机前的宝塔石化并没有明确的资金规划，资金充足，顺利贷款，如期偿还。2008年，油价大跌，宝塔石化遭遇了严重亏损。后来国家推出了4万亿刺激计划，但宝塔石化的状况并没有明显好转，从这时开始，与阵痛相伴，宝塔石化经历了一轮结构调整。
2008年-2013年，孙珩超加快了战略布局，很快建立起宝塔在珠海、内蒙、新疆的产业。然而，在跨区域的架构之下，快速的发展也遭遇了问题。一方面，人才储备不足，管理跟不上。另一方面，资金的需求量快速增加。那段时间，孙珩超也没有高质量的金融工具可以使用，项目推进全靠自己筹集资金。
转折发生在2012年，伴随新疆、珠海、宁夏等跨区域的项目快速推进，宝塔石化的资金压力陡增。也是在这个时候，宝塔石化开始引入一些民间高利贷资金和过桥贷款。
2013年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金融风暴在沿海地区席卷开来，政策方面紧锁融资。银行把珠海宝塔划归为贸易企业，宝塔的贷款一笔一笔还给银行，却无法从银行贷到新的资金维持企业发展。这一时期，宝塔还给银行的钱，一部分来自当地的高利贷资金。此后经历了三年努力，通过降本增效、结构调整、部分产业股权重组，孙珩超才把资金问题相继解决。
“这段经历，对宝塔来讲，也算不幸中的万幸。”回顾这段往事，孙珩超的眼神里掠过一丝疲惫。“这让宝塔吸取教训，再也不会使用高息资金。”
困境与逆袭
去年宝塔石化的营业额有600多亿，孙珩超预计今年或许能上千亿，但利润还是很小，甚至一些领域里还得浮亏。“也挺痛苦，不赚不行，赚也不行。”孙珩超说。
提到企业的困境，孙珩超止不住感慨。政策并不是最大的痛点，最大的痛点是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在石油化工领域，这几乎是民企难以跨越的鸿沟。
企业一旦做大，没有技术支撑，很难长久。为了解决技术难题，十几年前，孙珩超发起成立了设计院、研究院，聘请了一批技术专家厚积薄发。今天，研发体系已经能够支撑宝塔的一部分技术服务。总体来看，技术支撑是石油化工的重要部分，企业不得不重视。国际上，大企业都有相应的技术封锁手段，从而保护自己的技术不外泄。例如，催化剂本身就包含多项专利，现在绝大部分高标号汽油的催化剂仍然在国外。
“现在炼一年油不如卖一年催化剂，因为（催化剂）附加值高。”但是，工艺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工艺靠技术支撑。孙珩超说，“我们加工重质油的水平是先进的，在加工轻质油以及输出率方面还是中间水平，法国的炼油输出率在 96%-97%，我们能达到92%-93%，这是很高的科技。”
资金也是一大难题。石油化工需要的投资数额相当大。在过去，十亿人民币可以打造一个房地产楼盘，但对石油化工来说，只够打造一个厂区。相较而言，房地产杠杆率高，融资相对容易，跟政府买一块地，挂个牌，地拿到手就能从银行贷款，然后工程队进来，卖楼的钱也能进来，地段好资金不是问题。
然而，炼油厂直到投产以后才能收回投资。大型炼油厂，通常会一直建设4-5年时间；中型炼油厂也需要3-4年。对于孙珩超来说，最快也需要2年时间，其间是持续的净投入。2年后才能投产，赶上市场好的光景，投产后要回收成本还需要2-3年时间，而有的时候，也有7-8年收不回成本的情况。较长的投资周期背后，是较大的资金压力，也伴随种种变数与焦虑。“规模扩上来，资金准备好了找不到油，职工嗷嗷叫，工厂不能转，你焦虑不焦虑？”对于焦虑，孙珩超并不回避。
37岁到57岁，过去整整20年，孙珩超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自己一手打造的宝塔石化。“每年都在煎熬。”孙珩超感慨，“有时想想，觉得挺烦，算了，不干了。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才把这个企业找到感觉，知道以后怎么干，因此坚信要把这个事业做下去。”
“做企业其实不简单，一定要有长期的积累，亲身的经历，一定要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东西。”孙珩超说，“现在很多人，临时搞一个基金，贸然搞一个投资，忽然间挣点钱，都是漂浮不定的，将来可能会出事。”
弄明白人才怎么管理，制度怎么利用，业务怎么运作，企业如何与国家和社会交互，孙珩超用了20年时间。以前糊里糊涂，一天到晚就是建工厂，搞炼油，挣钱发工资。虽然心存理想，但现实问题必须解决。像石油化工这样的领域，国家政策有限制，但民企还是要想尽办法有所作为。
“像我们炼油，叫好了叫石油化工，叫土了就是从炼油开始做起。国家产业政策一开始，我1997年进去，1998年国家就限制，一直限制到2015年获得国家的原油配额，这期间辛酸苦辣，艰难困苦，是死是活，往哪个方向都是痛苦的选择，放弃就没有今天了，坚持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今天。”孙珩超说。理顺了国内的困境，伴随宝塔石化的资金问题和经济纠纷陆续解决，孙珩超开始把眼光放向国际。
政策突破之后
20年前，国家对石油化工的控制比较严格。那时候，各地炼油完全是国企主导，看不到民企的影子。真正放开是在2015年，部分民企成长起来之后，国家对这些企业开放了石油的进口配额，像宝塔这样的企业才有了资质。2015年，宝塔石化获得了国家的原油配额、原油使用资质、国际贸易资质、成品油批发资质以及原油代加工资质。以前年产量在1000万吨到2000万吨的炼油企业，现在开始做PX、PT化工。同时，国家也鼓励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升级改造。一些项目，国家没有批，但地方批了，国家也不禁止。在此背景下，国家对民营石油化工的政策相对宽松。
曾几何时，孙珩超没有想过原油进口资质会对宝塔开放。宝塔报了很多次材料，也不清楚结果。终于在2015年，宝塔获得了原油进口资格。获知消息时，孙珩超正在办公室上班。他不敢相信，但心情却很平静，有一种夙愿以尝的感觉。“配额解决了企业生存最关键的问题。”孙珩超感慨，“几千万吨炼油，这么大的锅，没有米怎么做饭？”从这层意义上讲，政策的开放拯救了孙珩超和宝塔石化。换句话说，宝塔石化在过去建立的炼油厂如今得以在合规、合法的框架内运行。在过去找银行贷款的时候，没有合规性，设备抵押率很低，现在情况大大好转。以前民企炼油，国家不反对，地方也很尊重，但并不在国家的整体规划中，现在有了国家认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国家能源安全体系的一份子。“能为国家做事，我们也觉得挺光荣。”
在此背景下，国际化也成为宝塔这类民营石油化工企业的选择。有了国家认可的配额，企业有了走向海外的空间。民企走出去并不容易，但孙珩超十分看重“一带一路”的契机，宝塔在国际上也渐渐有了自己的声音。拿到配额以后，孙珩超去往休斯顿寻找原油，让他意外的是，很多潜在合作伙伴主动寻求谈判，他也不清楚这些供应商如何知道宝塔有配额。“民企必须抓住机会走出去。”孙珩超说，国内市场相对密集，趋于饱和，我们国家基本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发展，但“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还没有完成，商机很多。“我们这样的能源企业走出去，是当前摆脱困难重要的手段和途径，也是获得国家支持的一个有利条件。”
沿着“一带一路”，通过收购油田和气田，宝塔石化集团连通了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的业务。在国家的支持下，宝塔还连接了中哈原油管道，接入后每年可以输送500万吨原油。宝塔在俄罗斯采购的原油，也可以通过哈萨克斯坦输送。哈萨克斯坦石油储备丰富，但缺乏足够的冶炼厂，汽油从欧洲进口。在此背景下，宝塔承接了哈萨克斯坦100万吨的原油代加工业务。通过技术输入、资源引入、市场和设备输出，宝塔在哈萨克斯坦收购了设计院，也为当地提供油田建设、油田伴生气回收和化工队伍服务。
目前，宝塔在海外的油气田已经开始发力。除了在中亚和俄罗斯布局，孙珩超也看到宝塔未来在非洲的机遇。迄今为止，宝塔已经与加纳谈过，并考察了莫桑比克，在安哥拉有500万吨的项目也正在推进。
过去民企不容许进口原油，现在民企能够参与进口。这个档口下，孙珩超看到了中国建设原油期货交易市场的价值。这与话语权和定价权有关，全世界有三个定价的地方，分别是伦敦、休斯顿，还有新加坡。“新加坡这么一个小地方，实际上控制着我们针对亚洲的石油、燃料油定价权。”孙珩超说，“中国有这方面的条件，做了以后不光是话语权，中国还是石油依赖大国，不能含糊。”目前，宝塔集团也在进行内部梳理，准备转型升级，宝塔的期货团队正在组建。“国内买原油和国际上买原油不是一回事。”国际上原油进口是金融产品的衍生品，非常专业。
宝塔的产业逻辑
孙珩超对实业有着一股偏执的热情。在最近的一次内部改革中，宝塔石化成立了专门的科技创新部门。宝塔石化收购西北轴承之后，孙珩超想过将宝塔实业定位为高端装备制造。长期以来，中国本土生产的设备在世界上相对落后。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一直处于中低端的位置。
“先进装备我们是落后的，普通装备我们是过剩的。”孙珩超感叹，“我们国家高铁那么好，轴承还是依靠国外进口，还得组合人家的配件。我们到国外想并购是并购不过来的，人家说什么都不卖。”然而，搞装备和炼油是两码事，高端装备需要持续投入产业资金去支撑，还需要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来整合。“国家也要鼓励才能干成。”孙珩超说。
宝塔未来怎么走？这是孙珩超时常思考的问题。传统产业有自己的基础，完全摆脱不行，但死守也不行。产业升级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传统产业升级有其局限，只是在传统基础上升是升不起来的。”孙珩超说。在他的规划中，传统炼油要往精细化工上走，也要走出去。此外，宝塔也在尝试切入清洁能源，在山东蓬莱的LNG项目已经列入国家发改委十三五规划，并顺利开始启动。同时，还要把实业和金融结合，通过产融结合的手段，让金融工具为实体造血。基于这些布局，孙珩超还打算持续投身教育事业。
孙珩超看好教育，这也是他一直耕耘的方向。1997年，在兰州大学执教多年的他离开了讲台，尽管不再继续任教，却一直对教育心存情结。赶上一个机缘，宁夏大学的几个老教授发起创办银川大学，但缺乏资金和资源，于是就找到了孙珩超。但在获得孙珩超的支持以后，这些老教授们渐渐身心疲惫，随即办学大任落到了孙珩超的肩上。他琢磨，反正职工也需要培训，不如先搭班子，梳理结构慢慢干，竟然也一点一点有了起色。1999年，孙珩超发起创办银川大学，18年来，投入现金近20亿。现在有在校生1.5万，注册人数1.8万，是教育部认可的本科院校。连续十年来，银川大学的就业率在95%以上，宝塔石化也会解决部分就业。
孙珩超在银川大学提出了“非学历教育”的理念。教育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学历教育，另一类是非学历教育，即技能教育。在未来，技能教育将发挥更特殊的作用。一方面，技能教育将持续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社会转型；另一方面，也将促进我国的社会结构转型。“现在到处都是博士，但大家越来越注重人的技能，哪怕你是博士，你啥都不会，哪怕我是小学生，但我什么都会，一样受人尊重。”孙珩超说。
孙珩超的思考
作为一名企业家，孙珩超每天都在接触管理，但在总结管理经验时，他坦言自己的管理有失败的地方。“企业管理还是要严格按照制度，严格奖惩，我这么多年以老师出身，把职工当成孩子，宽厚、善良，慢慢地奖罚也不明了，犯了错误也不追究。”孙珩超说，“时间长了把真正干事的人也伤害了，把那些破坏制度的人反而保护了。”
随即，他与记者谈及了接班和传承的话题。孙珩超讲了一句话，“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孩子们接更好，接不了有职业经理，关键企业要制度化、社会化。这不是我的企业了，我只是负责人之一，七八十岁眼睛一闭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也可能我走了，炼油厂有可能存在一百年，跟这个楼一样，是你盖的，但最后未必是你的。”孙珩超释怀道，“企业家应该有这种心态，给人家好好的把产业服务好，把员工福利搞好。”
这位快要步入甲子的父亲有很多想法，也坦然接受自己的局限，他也会报以期待。孙珩超说，新的时代，有新的语言；新时代的小孩，生下来就与新事物一起成长。“我干不成，我的孙子是不是能干成？”
对于互联网，孙珩超直言“不懂”。当记者提及BAT（百度、阿里、腾讯的缩写）一词试图探讨时，他一时没有回过神来。但对于时下的商业热点，他也有自己的见解，“共享单车，就是自行车，主要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但这就要绞尽脑汁了，也要有天赋，不是每个人都能想出来的东西。”在孙珩超这种老一代民营企业家身上，有太多和新一代互联网人不一样的地方。
“企业家要懂政治。”说这句话时，孙珩超眼神一亮。他解释道，“懂政治就是承担社会责任。商业本身就要承担社会责任。盈利的目的也是要承担社会责任。不管在中国还是海外，这都是企业家长久生存的根本。你开发的产品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质量好，价格又合理，多光彩。”他告诫说，“有的企业家，发了财以后就膨胀了，想要控制一些东西，威胁到国家的秩序，这就会出问题。”
企业做大了，最终都会与资本结合。然而，资本本身具有逐利的属性。“企业本身是资本的载体，没资本企业怎么转呢？”谈及资本与企业的关系时，孙珩超说，“企业首先要盈利，盈利必须有资本，盈利了再变成资本，资本再变成盈利。在扩大的过程中，要正确使用资本。扩大再生产，扩大规模的时候，需要企业家的智慧。”
“资本不能与国家的价值取向相背离，国家要搞‘一带一路’，国家要求你投实体经济，你整天搞并购，跟这个就背离了。”孙珩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