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释放微观主体活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兼办公厅主任余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等著名专家近日在参加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的“国研智库论坛·新年论坛2018”时分别从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释放微观主体活力等角度详细解读如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抓住新技术革命机遇增强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

　　当前，应加快提升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既然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为什么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还要高度重视增强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

　　首先，增强产业竞争力是适应比较优势变化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40年，我国通过扩大开放，特别是引进出口型外资，实行加工贸易政策等措施，把我国劳动力充裕，劳动力素质高，能吃苦耐劳且成本低的优势充分发掘出来，而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大国。但也要看到，我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并不高。比如手机，很多高附加值零部件是在不同国家生产，然后拿到中国组装的。作为一个制成品出口大国，中国主要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增值环节。

　　如果我国劳动力成本不上涨，也许这种局面还可以持续下去，而实际情况是，我国劳动力成本已明显高过其他发展中国家，这种变化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不容忽视。为适应比较优势的变化，我国必须要考虑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其次，我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要求必须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国际组织评价各个经济体是以美元计价，按照名义GDP、名义汇率来计算的。如果产业因为国际竞争力不提升，可能会导致汇率下跌，就有可能出现按人民币计价GDP增长快，按美元计价GDP增长慢。二战以后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只有13个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有很多共性，一是都实现了从速度型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二是其产业竞争力持续不断提升。

　　最后，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实现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如果产业在全球分工体系、全球价值链里长期处于底端，就实现不了高质量发展，又怎么能够实现高质量就业，为我国劳动者，特别是每年8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创造体面的就业岗位。体面的就业岗位意味着要在全球分工体系里处于中高端，创造高附加值，创造出那么多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因此必须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有很多机遇和条件，包括全球需求转旺以及我国产业配套齐全、劳动力素质较高等。关键要牢牢地把握好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回顾历史会发现，不同的国家格局一直在“洗牌”，而“洗牌”最快的时间就是新技术革命发生后带来的快速增长期，谁把握好了谁就有可能后来居上或者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首先，用新技术革命推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比如“机器替代人”。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劳动力密集型增值环节可能会变成一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力成本所占比重将大幅下降。如果能够引导企业加快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未来很长时间，我国可能还会继续发展传统上被认为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实际上已经变革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可以两条腿走路，既可以选择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也可以通过变革生产方式继续留在中国。

　　其次，新一轮技术革命给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带来革命性变化。一方面，新一轮技术革命将带来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以及新商业模式，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新技术改造很多传统的东西，会出现新的商业模式、产品，产生新的竞争力。比如，我国如果能在新能源汽车、自动驾驶汽车方面把握好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会，可能实现“换道超车”，成为汽车出口大国。

　　最后，用新技术革命增强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随着信息技术的变革，很多服务可存储、可进行国际交易。我国一方面要扩大服务业的开放，引入竞争，引入先进的技术、管理人才，另一方面要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对服务业变革的机遇，特别是新兴服务业，使得中国能够尽快在服务出口上形成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离不开良好的发展环境。因此，政府必须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不是自然演进的过程，需要企业在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通过残酷竞争脱颖而出。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对于政府来说，需要营造两个环境。在国内，营造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投资环境。在硬环境方面，我国这些年进步非常快，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软环境还须进一步改进，并且改进的空间很大。比如法律要更加完善和健全；企业更加守信；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得到更好的保护；政府的效率更高等。

　　同时，还要形成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现在有双重身份，一个是新兴的经济大国，随着比较优势的转换，国际竞争面会越来越宽；另一个是新兴大国，要特别关注守成大国对华政策走向，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交织着商业利益和战略利益的考虑。虽然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所处的外部环境有明显改善，但也要看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针对中国的“双反”调查越来越多，贸易摩擦越来越多。此外，我国政府和企业界要高度关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影响，高度关注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特别要防范出现外部冲击与内部风险叠加震荡的局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兼办公厅主任余斌：

　　从四个维度入手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可以对转型升级作不同的归纳和概括。在需求结构中，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现在主要依靠消费，所谓转型升级就是从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推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消费的扩张。在供给结构中，在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工业制造业的增长决定了经济增长，现在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服务业发展。过去，我们投资办工业企业，生产工业产品，卖向全球，我们就是世界工厂，今天我们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过去，我们处在高速增长阶段，高速增长阶段的起点是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这个阶段本质特征是一个增量扩能的过程，不断增加产量，扩张产能，生产更多产品满足市场需求。当我们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就要从以数量扩张为主，转变为以质量提升为主的新阶段。

　　该如何准确理解转型升级？所谓转型升级，指的是从速度型效益转向质量型效益；从行业之间转向行业内部生产要素再配置；从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转向自主创新；从以工业制造业开放为主转向以服务业的全面对外开放为主。

　　第一，观察过去近四十年中国经济发展会发现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速度型效益。只要经济增速达到10%以上，所有行业和企业都会获得利润，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会明显改善。相反，一旦经济增速低于8%，很多行业和企业就会出现亏损，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大幅滑坡。这种因为经济效益取决于增长速度本身的状况概括为速度型效益。

　　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台阶式下降不可避免。当经济增速出现台阶式下降的时候，如果仍然是速度型效益，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台阶式下降也不可避免。所以，转型升级是指当经济增速出现台阶式下降的时候，需要让质量上一个新的台阶，从而实现从速度型效益向质量型效益转变。未来，无论是在工业生产领域、农业生产领域，还是服务业领域，都需要大幅度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通过质量台阶式的上升，从而保障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基本稳定。

　　第二，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角度观察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会发现，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方法就是行业之间生产要素的再配置。所谓行业之间的生产要素再配置，指通过改革开放让原来处于低效率部门的生产要素流入高效率部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们把大量原来配置在低效率的农业部门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到高效率的非农业部门，从而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改革开放之初，80%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现在这个比率已降到30%以下。原来土地产出效益很低，在城市化扩张过程中，把很多耕地拿出来盖房子，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

　　今天，行业间生产要素再配置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农村可转移的青壮年劳动力已经不多了，为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必须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转型升级就是要将行业间生产要素再配置转向行业内部生产要素再配置，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说要通过兼并重组，优胜劣汰，坚决消灭僵尸企业，从而让行业内没有竞争力、低效率企业有序退出，把生产和市场向高效率企业转移和集中，提高行业集中度、竞争能力、盈利能力、创新能力，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第三，过去中国经济主要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今天，经过近40年的快速追赶，我国产业已达到跟随、并跑与领跑并存的新阶段，所谓“跟随”是紧紧跟随世界先进水平，“并跑”是与世界先进水平处于同一起跑线，“领跑”是说有些产业已经处在全球的最前列。在这个阶段，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空间大幅度缩小。我们想买的，可以买的，已经买的差不多了，剩下一些高端技术无法通过购买来实现。所以转型升级，就是从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新阶段。

　　未来将主要依靠科技创新，逐步改变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的生产上确立新优势，提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这一阶段还可细分为两步。第一步，转变到以模仿式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为主的阶段；第二步，当中国越来越多的产业进入到领跑阶段后，将会转变成以前沿式创新为主的阶段。

　　第四，过去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主要集中在工业制造业领域。如今我国制造业通过全面对外开放，全面参与全球竞争及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竞争能力大幅提高，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今天所谓的转型升级，指的是从以工业制造业开放为主，转向以服务业的全面对外开放为主，提高服务业领域的效率和竞争能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服务业领域众多，行业之间差异明显，很多行业还具有特殊性。这些领域的开放不仅涉及对外开放问题，还涉及对内开放和改革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关键是激发人的活力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既是一个目标，更是一个过程。十九大报告明确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两步走”战略，任务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其中，在经济方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重要基础和支撑。如果不能在经济上实现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会影响未来实现现代化“两步走”的战略目标。

　　现代化经济体系更是一个过程。为什么这样讲？中国仍然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我国人均GDP只有8000美元左右，现代化经济体系还不能简单地用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的标准和我们对标。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到70%甚至80%以上，城镇化率也已达到70%甚至80%以上，我们还要在创新能力，社会管理能力等多方面不断提升能力水平。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艰苦奋斗努力的过程，不是敲锣打鼓就可以实现的。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过程其实就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艰辛，需要持续很长时间。实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步走”战略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需要长期不懈的艰苦奋斗。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基本矛盾的统一体。十九大报告在讲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时候特别提到，“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核心载体是“四个协同”的产业体系，即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要将生产要素与经济增长或实体经济发展协同起来，通过每一种生产要素质量的提高、配置结构的优化，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使经济发展建立在真正依靠科技进步、资本配置优化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轨道上。另一方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根本依靠是解放和激发人的活力。激发人的活力，要抓住企业家、科技人员和党政干部三个“关键少数”，调动创业人员这个“绝大多数”，充分释放其谋事创新创业的活力。

　　在生产关系一方，要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除了技术创新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制度创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同样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在强调要着力构建四个协同的产业体系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了我们必须在着力构建高效率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发力。这样一个经济体制其实就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机制更有效，宏观调控更有活力。一是构建市场机制有效的经济体制，关键是要有产权制度完善的市场主体和市场化的要素市场。二是构建微观主体有活力的经济体制，关键是要有激发三个“关键少数”和一个“绝大多数”积极性、创造性和活力的体制机制。三是构建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关键是要建立一个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而非更多发挥作用的体制。一方面，需要健全市场基础设施，使政府的调控和监管有抓手；另一方面，需要平衡好政府“强监管”和“包容式监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