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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耐不住舆论压力，河北省张北县的“草原天路”终于叫停了开始不久的收费。这并不是近期唯一一起发生“180度翻转”的公共事件，而其留给公共政策制定者们的启示，恐怕要远超那50元的“买路钱”。
据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发布，张北县决定自5月23日起取消“草原天路”风景名胜区收费，系“为回应社会关切，方便游客来‘草原天路’ 风景名胜区旅游”。人们通常注意前半句，觉得收费政策的“得而复失”，相当程度上是被“社会关切”倒逼的结果——三周前“草原天路”宣布收费以来，社会舆论给予广泛质疑，令曾经默默无闻的张北县处于漩涡中心，甚至骑虎难下。
但如果仅仅迫于舆论压力而作出政策调整，尽管可视作对“社会关切”的“积极回应”，却还不是公共决策的理想状态。民意固然重要，却并不是公共决策中唯一重要的因素，况且仅仅“迫于舆论压力”，也未必完全代表“真民意”。张北的此番政策收缩，与其说是败给了汹涌的民意，倒不如说是败给了政策自身的逻辑与合理性。
一厢情愿地推出收费政策，且不论其合法性依据是否充分，至少当地原以为能借此发一笔“横财”的梦想，被现实狠狠地“打脸”了——据报道，“草原天路”在启动收费之后，每日通行车辆大幅减少，并直接导致前来张北县旅游的人数迅速走低，当地赖以依靠的旅游业非但没有沾到收费的“光”，反而大受拖累。毋宁说，是这种“需求端”（车辆、游客）用脚投票的结果，而不是简单的舆论压力，成了触动张北方面作出改变的核心动力。
如是再去回顾当初的收费政策，除了决策出台的程序和理由方面存在大量语焉不详之处，更重要的是，整个收费政策的推出，自始至终都站在政府部门自身的立场。“一厢情愿”一词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当地单纯地以为，只要收费，便可以令管理压力得到减轻，便可以让环境问题迎刃而解，便可以轻松地让过路人“乖乖地拿钱来”，便可以自然地开辟出新的增收渠道……
但显然，市场对此并不买账，而决定收费的政府非但没有以此减轻成本负担，反倒引来了新的社会成本——无论是直接造成的旅游业收益下滑，还是间接为张北造成的消极舆论影响，乃至政府部门疲于应对所花去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切切实实的“社会成本问题”。
而这种因决策者“单相思”带来的额外社会成本，何止出现在张北一地。不少由政府单向逻辑主导的政策，往往在推行时变味走样，甚至事与愿违，相当程度上都在应验经济学家科斯的断言：“直接的政府管制并不必然带来比由市场和企业解决问题更好的结果”。
当然，对决策者们来说，科斯的另一句话或许更为耐人寻味：“对政策问题要得出满意的观点，就得进行耐心的研究，以确定市场、企业和政府是如何解决有害效应的问题的”。将其移译至我们所处的语境之下，一种通俗的理解是，任何公共政策的出台都需要基于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多方的立场来反复权衡，以通过相对最低的“社会成本”，来换得相对最大的“社会共识”。
能不能始终带有这样的“社会成本意识”来考虑问题，往往决定了公共政策的适用性和接受度。如前所述，现实中政府费尽心力推出政策却遭遇市场或社会冷淡回应的，着实不乏先例，而决策者要避免“热脸贴上个冷屁股”，甚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唯有以更详实的论证和更充分的公开，来处理每一项决策。
在全社会热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当下，这其实也是公共政策亟需的一次“供给侧改革”——作为“供方”的决策者，永远不能只顾着自己想什么。“需方”的诉求一直在那里，当“供给侧”与“需求侧”无法有效对接，接踵而至的便是“用脚投票”。
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能够“用脚投票”，还算值得庆幸的事。某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领域，一厢情愿的决策一旦失算，作为“需求侧”的市场与社会往往没有选择的权利，由此而来的，便可能是越来越深的信任危机。对一个健康运转的社会，这显然是不容发生的。
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提出过著名的“无知之幕”，大意是在人们商量做出一项社会性决断时，最好的办法是所有人都聚集在一个幕布底下，每个人都不知道走出幕布后的自己将身处何种地位、扮演什么角色，由此讨论得出的结果，可以最大限度避免“屁股决定脑袋”，从而相对公正。现实的公共决策当然难有“无知之幕”，但摆脱简单的“本位立场”，而更多从方方面面考虑问题的思维方式，何尝不该是公共政策的决策与制定者们的共同自觉？